原谅历史不仅仅是一种选择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1:4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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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喜欢的两个文化人，一个是台湾的李敖，另一个则是大陆的余秋雨。我喜欢李敖在各种真凭实据中解读的历史，并且能用一种近乎调侃的幽默在历史与现实中获得一种平衡，老来的李敖这种功力越来越高深了。面对历史和现实，他能把骑士手中的长剑变成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这种功夫确实非常人所能为。对于余秋雨，我当然喜欢他用行者的脚步丈量历史、解读历史，我佩服他始终怀抱人文精神，在尘嚣的凡世中能保持自己独立人格和灵魂，他是以一个完全的精神的追求者身份建立起自己影响的思想者、文化人。这样的人，扳着指头数，在当代一只手五个指头也数不完。

　　在北大我曾经谈到过余秋雨，从对方的摇头中我知道自己说错地方了，大学里有这个家、那个家甚至有很多被奉为泰斗级的人物，但就凭我对知识与思想有着特别敏感的人依然一无所知，普通的读书不多的或者无瑕读书的人就离他们更远了。也许他们仅仅是因为大学和为了大学而存在的学问家而已。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中人，如果不能让普通的百姓感受他们的光芒和温暖，显然他们的存在与不存在就没有多大的区别了。正如孔子的伟大在于让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了一部论语，爱因斯坦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了原子弹的威力还感受到了核能的光明和温暖。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它们的伟大之处全在于能让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更文明、更价值和意义。

　　余秋雨用自己的经历和成就告诉世人，大学和读书固然重要，但最好的依然是行路。假如佛教一定要经过寺庙来传播，可能早就绝迹于尘世了，而事实上佛教能得以传播至今，是因为佛教没有寺庙依然能传播。如果科学的精神和人文的思想一定要通过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那就是文明的悲哀了。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佩服余秋雨的原因。

　　前几天买了余秋雨的新书《历史的脸谱》来读，确实有一种如饮甘泉的写意，从中真正能品尝和享受到读书的快乐。但从书也感觉到作者有一个情结没解开，至今他依然有意无意地用文字表达对文革的批判、怨恨、愤懑、甚至是愤怒，当然这与他个人与家庭特殊的经历有关，但是，如此必然会影响到一个思想者思想的限高与限宽。十年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已经成为了历史。难道三十年前的历史与三百年、三千年前的历史就一定要有所区别吗？

　　历史上秦国统一六国，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场前无古人的灾难与浩劫，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百业破废是不言而语的，从商鞅变法开始实行“军功爵”，制定二十级爵，如：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当时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一手要拎着敌方的首级，另一只手握着刀枪继续冲锋。可想而知，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一百五十多年间，秦国的将卒杀了多少邻国人。

　　秦皇岛统一六国后，杀人如麻以后恐惧让他只敢躲在深宫中发号施令，继续他的横征暴敛，继续以暴制暴，焚书坑儒是其实施暴政的经典之作。因为害怕后宫起纷争，不立太子、不立王后、不封王，导致内外交困。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终于导致了陈胜、吴广的起义，于是天下响应。刘邦的军队打攻入咸阳时，几乎没有遭到任何的抵抗，就这样不可一世的秦皇朝仅仅十五年的时间就覆灭了。

　　秦朝的覆灭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教训，此后所有的封建王朝都吸取了这样的教训，在新王朝建立后的五十年内，要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并收归人心。以后的封建王朝就是吸取一个又一个王朝覆灭教训的基础上，继续自己的统治。新王朝建立后轻徭薄赋五十年，几乎成为了定律，如此依靠这五十年的休养，保证了后来的王朝得了维持二、三百年的历史。

　　正是后人对秦朝、秦始皇不带有任何仇恨和愤怒的情绪，才可能从中获得良知和理性，文革也是如此。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原因绝对不在某个人或某一群人，这是一个时代的疯狂、一个时代的人的疯狂，三十年后再来看这段历史，不妨用三百年后、三千年后的眼光来看这段历史，后人从中得到的更多的是良知和理性。

　　一个没有经历过疯狂的民族是不可能有良知和理性的，甚至连生存下去的理由都没有。如果没有十文革的几乎灭绝人性的灾难，习惯生活在急风暴雨式运动中的那一群人，不知道又会搞出多少次运动来，就以深圳特区的发展为例吧。

　　1、建立特区初期，就有人把引进外资当作“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

　　2、特区刚刚起步，就有人把出租土地说成“深圳发生惊天卖国案”引发“租界风波”；

　　3、一九八五年香港学者陈文鸿一篇《深圳的问题在哪里？》打响了“特区失败论”的第一枪，深圳开始直面“第一次大围剿”，并直接导致免去深圳市市长梁湘的职务；

　　4、1988年因曲啸、李燕杰、彭清与蛇口青年开了一个座谈会，因蛇口青年对三年专家言论的质疑引发蛇口风波，惊动人民日报，似乎蛇口青年犯下了弥天大罪。袁庚的一篇“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文章受到“最猛烈”的攻击，质疑他“会把蛇口青年引向何方”，说“这位老干部太开放了，学习外国走得太远了，与文革中支持造反派的角色如出一辙”等等；

　　5、1994年3月，有一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名叫胡鞍钢，列数深圳九大罪状，开始向深圳发动了地场惊世骇俗的攻击，用“一柄匕首戳在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并轰动海外，这位不谙国事的学者引发的一场争论差些引发一场政治批判；

　　6、1996年深圳市委书记在中央党校的一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论文，因其中有关于“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的观点，被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并以“雷霆之势”发动了一场“倒厉风暴”，一下子，深圳市委书记成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及时难得的反面教材”，同时一篇附加有厉有为学习体会的无作者署名的“万言书”，一时在京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借助国外势力首先在海外公开发起讨伐，并有京城的专家学者的结论：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之重要的领导职务。不过在党的十五大上，厉有为还是像在十四大一样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

　　举国之大，三十年来的风浪何止这些，连余秋雨于1995年的三赞深圳也受到文化界大面积的批判。站上历史的远处，再看发生在眼前的这件事，不过都是闹剧，但是历史正剧往往就是在这些闹剧声中开继自己步伐，但是如果，一场场很小的闹剧如果有机会汇成一体，必然会又上演出一场历史的浩劫。

　　文革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梦想用文革的手段实现自己个人目的的人，还大有人在；同样对文革抱有愤怒情绪、情结的人，往往最容易用文革的方式来报复历史。如果没有从文革的洗礼中获得的教训和从教训中获得的良知和理性的支撑，可能就不会有这三十年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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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需要原谅，每个人都需要选择原谅，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原谅我成长经历中曾经中的无知、幼稚、荒唐和错误一样，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没有错误的历史和没有灾难的历史。就是像余秋雨这样深受历史之害的人，如果能站在历史的更远处，从当事者的心态中走出来，用平常心来看待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就像今人看二千多年前的“焚书坑儒”一样，也许会获得更为豁达的大度和睿智，思想的光芒也会更为久远。

　　历史需要原谅，正如我们自己需要原谅一样，但原谅历史不仅仅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