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不可毁灭的真相----厦淑琴名誉侵权案的前前后后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5: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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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已经75岁，丈夫去世后，我抚养三个孩子，尽管艰难，但我还是走过来了。现在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我也有了孙子，生活得很幸福。2000年以后，我的生活压力突然增大，日本有人出了一本书，说我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是培养出来的，我受不了了。在南京大屠杀中，我家死了七口人，我就是见证人，我有权利、有责任说出真相。”法庭上，75岁的夏淑琴老人情绪激愤，呜咽的话语断断续续。2004年11月23日、25日，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受南京市中级法院的指定，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民夏淑琴诉日本国民松村俊夫、东中野修、日本展转株式会社名誉侵权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通过司法程序，对涉及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裁决，无论对历史还是对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铁案不容置疑

　　随着法槌敲击发出的清脆声响，审判长宣布开庭。日本侵略军血洗南京城的暴行在法庭上重现。夏淑琴的一家就是在南京沦陷的那天惨遭满门巨变。夏淑琴的代理律师向法庭出示的摄影证据在大屏幕上显示出：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端着带血刺刀、像野兽一般的日军对早已没有抵抗和失去战斗力的中国守城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市民，用铅丝或麻绳一串串捆绑起来，押往中山码头、下关草鞋峡、汉中门外等地，迫使他们一排排面向长江边、秦淮河边、城墙边和郊外田野等处站立或跪下，用早已准备好的机关枪从四面八方射击，对中弹未死的人再用刺刀逐一刺死，然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烧或弃尸江中，当时下关码头、秦淮河一带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日军在进城后的六个星期，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灭绝人性的屠城，手段十分凶残令人发指。

　　代理律师出具的档案资料证明了夏淑琴老人就是这次屠城血案的幸存者和见证人。1937年12月13日，一队日本兵闯进了位于南京新路口5号的夏淑琴老人家中，毫无缘由地杀死了她家祖孙三代9口人中的7人。日本兵在杀死夏淑琴的母亲和姐姐前，还对她们进行了强奸，之后又对她们的遗体进行了令人发指的侮辱。当时遇难的还有房东哈国良一家4口人。当时8岁的夏淑琴身中三刀，因昏死过去而与4岁的妹妹幸免于难。日本兵走后，幸存的夏家小姐妹依靠一点小米、锅巴和水缸里的冷水，艰难地在死人堆里生活了14天，直到从国际安全区回来的老人堂的老大娘发现。夏淑琴姐妹的悲惨经历，在进入国际安全区进行难民申报后，被当时的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发现，他立即前往新路口5号，并在现场做了摄影记录，马吉还向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做了通报。根据历史档案的记载，夏淑琴老人一家被残害的事实，还成为战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中的指控。可以说，在记录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中外史料中，夏淑琴一家被害的事实随处可见，南京大屠杀和夏淑琴已经被永远的载入历史，夏淑琴已经成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在庭审中，代理律师还向法庭提交了夏淑琴的舅舅、舅母、姨妈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证词；提交了当年发生惨案的新路口5号房主哈国良的亲属的情况以及夏淑琴的妹妹夏淑云的档案材料。庭审中，夏淑琴舅舅的女儿聂玉华、夏淑琴姨妈的女儿曾秀英、哈国良的侄子哈梦鹤，几位古稀之年的老人作为证人，向法庭证实了当年在新路口5号发生的悲惨一幕，证实了坐在庭上的原告夏淑琴就是当年新路口5号发生惨剧时幸存下来的那个8岁的小女孩。夏淑琴身上留下的伤疤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

　　代理律师出具的证据还表明，夏淑琴在五六十年代就作为受害者的代表参加当地街道组织的“忆苦”活动，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讲述自己的亲身遭遇，以后又在政府进行的南京大屠杀调查记录中讲述过自己的悲惨经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立后，夏淑琴身上的伤疤照片被公开展出，先后有100多万人前来参观，其中包括45万人次的日本观众。1994年8月，夏淑琴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到日本参加和平集会，向日本人民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法庭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也出庭作证。他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立于1985年，他与夏淑琴相识之前，夏淑琴已多次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而且曾到日本国会作证。夏淑琴的证词在国内外很多图书馆中都可以查到，绝不可能是“特意培育成那样”的。

　　代理律师提交法庭的5组31份证据、摄影资料、证人当庭所做的证言，不仅以严密的证据链证明了夏淑琴的身份和经历，还再次以铁的事实还原了当年历史的真相。

　　开庭时间等待了四年

　　这是一个完全由日本右翼人士挑起的诉讼。1998年，日本人松村俊夫所著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东中野修所著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在日本展转株式会社出版，两书对已经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日军南京大屠杀发出质疑，对夏淑琴和另一位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进行诽谤和污蔑。1999年，李秀英在日本东京起诉了松村俊夫和展转株式会社侵害其名誉权。2000年9月，夏淑琴老人在南京从媒体上得知了这两本书和书中对她的诽谤。老人平静的生活一下被打破，整日生活在愤怒之中，她要让中国法律还其清白。2000年11月9日，夏淑琴走进了南京法德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为其主张正义。

　　这两本书的作者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质疑也激怒了中国人民。2000年11月28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成立了诉讼援助团，支持夏淑琴老人依法维护自己的名誉权。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担任团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宗泽担任法律顾问、抗战史学家白介夫担任抗战史顾问。在新闻发布会上，任继愈说，“维护史实、捍卫人权、警示后人，促进世世代代中日友好，是我们组织诉讼援助团，支持夏淑琴依法维护名誉权的根本出发点。这不仅是南京市民和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是日本有识之士和珍惜日中友好的日本人民的愿望和心声。我相信，我国法院一定会以史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这一不同寻常的案件做出庄严而公正的判决。”新闻发布会上，夏淑琴老人委托的谈臻、顾永忠律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由李大进律师接替）向记者公布了他们向南京中级法院递交的夏淑琴老人对日本国民松村俊夫、日本展转株式会社；对东中也修道、日本展转株式会社的两个起诉书，诉讼要求为：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行为；判令两被告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判令两被告在中日两国主要报纸上向原告赔礼道歉；判令两被告各赔偿原告人民币80万元；判令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夏淑琴老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请最好的律师为我讨回公道。”接受委托的两位律师确实是国内最好的律师之一。谈臻和李大进均执业超过20年，业务精湛，代理过许多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已是中国的名律师，他们还都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指导小组成员。这次，二人出于民族义愤和历史责任，自愿为夏淑琴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诉讼援助团的阵容和声势，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夏淑琴在中国法院的起诉，使司法机关无法回避如何用中国法律对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进行裁判的现实。李大进律师说，以往认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对日民间索赔，更多地是通过民间在日本诉讼，或者是政府在外交场合表明态度或观点。这个案件是第一次通过中国的司法程序，对一个中日历史事件做出裁判。它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开始理性地通过法律的途径对待历史问题。谈臻律师认为，这些年，中国律师代理了几十件民间对日索赔的案件，都是在日本起诉，包括李秀英名誉侵权案。夏淑琴在国内的起诉，虽然是普通的名誉侵权案，但侵权的事实直涉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侵权人又是日本国民，书是日本的出版机构所出版，由于目前中日两国尚无司法协助的双边关系，如何让审判机关认定对方的侵权行为和所造成的后果，并支持我们的诉讼请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南京法德律师事务所的吴明秀，是一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律师，有很高的法学理论修养和业务素质，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加入到对日民间索赔诉讼中。为了推进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在中国国内的进行，他做了很多的论证工作。在夏淑琴案件中，他和谈臻还有所里的年轻律师查阅历史档案、研究国外类似的案例、翻译相关资料、调查取证、研究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将大量证据分为不同序列以证明不同的问题。为做好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夏淑琴案件的代理工作，李大进律师多次往返于北京??南京之间，与法德所的律师共同研究案情和探讨案件涉及的法律。在案件的调查当中，很多人得知律师是在为夏淑琴案件取证，都对日本右翼的所谓“质疑”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为律师尽可能的提供方便。

　　针对案件的管辖权，谈臻和李大进两位律师十分肯定地回答：“中国法院对夏淑琴案有无可争议的管辖权。”他们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的规定，中国公民对外国人和外国机构提起诉讼时，由侵权行为地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松村俊夫、东中野修和展转株式会社对夏淑琴老人的污蔑，在中国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夏淑琴老人为维护自身的名誉权和人格权在中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不仅合情、合理，还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对于夏淑琴老人提出的8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两位律师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暴行，夏淑琴一家几乎灭绝，作为幸存者，在经历了这场大灾难后，她的身心留下不可磨灭的沉重印记。半个多世纪以来，夏淑琴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中，没有得到过任何来自日本政府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1998年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通过展转株式会社公开出版发行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对夏淑琴造成了新的加害，使她平静的老年生活受到沉重打击。夏淑琴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已载入众多的史料中，她是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留下的活的证人，在国际社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不亚于现代社会的名人，她要求的赔偿数额完全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南京市中级法院接受了夏淑琴老人的诉状之后，出于各种原因一直不能开庭审理。2002年5月，南京大屠杀的另一位幸存者李秀英在日本法院胜诉的消息传来，夏淑琴老人在焦急的等待中给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诉说了自己年老体衰的境况，表示实在不愿意再东渡日本去起诉，希望中国法院能够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尽快对案件进行审理。2002年7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指导小组利用星期六的时间召开了工作会议，谈臻、吴明秀从南京赶来，李大进也参加了会议。谈臻介绍了南京在李秀英获胜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并说，夏淑琴自委托律师于2000年11月18日向法院递交了诉状之后，就没有了消息。老人得知李秀英在日本胜诉后，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也十分着急，希望我们能够催促法院尽快审理。大家又一次分析了案情，决定按照法律规定敦促法院做出开庭决定。2003年法院终于确定了夏淑琴案件的开庭时间，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起诉书送达被告。在送达的法律文书中，中国法院通知日本被告庭前交换证据的时间为2004年9月15日，开庭时间定于2004年11月23、25日。但遗憾的是，开庭时被告没有应诉，法庭翻译也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中国法院给了日本被告充足的为自己辩护的时间，但他们不与应诉的行为告诉世人，出版两书的目的并不是其声称的“学术研究”。

　　庭审结束前，原告代理人在发表自己的法庭意见时，在坚持原告诉讼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要求被告在中国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和日本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等中日两国的主要报刊上赔礼道歉。开庭当日没有判决，法官将根据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经合议庭再议后，择日宣判。

　　对幸存者的援助迫在眉睫

　　夏淑琴名誉侵权案的发生，反映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从日本首相和部分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到教科书事件，目的就是回避、淡化、歪曲甚至篡改那让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历史。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通过展转株式会社公开出版发行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两本书，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对马吉当年的记载、《拉贝日记》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的记载以及其他史料中的一些文章、词句进行简单化的比较，找出某些不一致处，凭着自己似是而非的分析、怀疑和主观臆测，既不向夏淑琴这样的历史见证人调查核实，也没有到事件的发生地进行专门调查，就污蔑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夏淑琴是“说谎者”。在日本胜诉的李秀英案的判决中，日本法官在判决书中认定，“被告松村俊夫在对这些资料进行比较时，没有对资料的性质做充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仅将作为资料的书籍中记载的文章、词句进行比较，指出其中的变化及不一致之处，并将其作为本案中涉及的事实的根据加以论述。而对乍看之下似乎存在变化、而不一致的资料间是否存在实质上的变化和不一致，或在可以认定存在实质上的变化和不一致时，究竟谁更可信等问题几乎未加研究。如此，被告主张的不同资料间存在的变化、不一致不能直接认定本案所指事实，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对其进行推理或推测。”一位自称学者的历史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的实质居然都不加研究，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实际上，像夏淑琴、李秀英这样有众多史料记载，尤其是得到当时多名国际友人确认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对30万受害人来说毕竟是极少数，而松村俊夫、东中野修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似乎是在质疑夏淑琴、李秀英的真实身份，真正的目的是要否定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否定日本侵略军犯下的这一惨绝人寰的历史事实。松村俊夫、东中野修并不满足于只写两本书，在2000年1月日本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的集会上，东中野修作了题为“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的演讲，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存在，而松村俊夫则在集会上呼应东中野修的谬论。这些只是日本右翼活动的一部分，难道我们不应该警惕吗?现在，历史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大症结，中国律师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历史事实，让历史的结论成为法律的判决，使其永远不被毁灭。当然，这要得到法官的支持。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以86岁的高龄去世，活着的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又减少了一位。在李秀英的碑前，夏淑琴老人痛哭着说，“李大姐走了，我还要继续为30万死难同胞向日本右翼讨回公道！”这是夏淑琴的誓言，也是南京人民的誓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活着的历史证人越来越少，我们要在他们活着是时候，更多地给予支持，维护他们的权益。这应当成为更多国人的实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