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民族国家法权安排的时空意象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7: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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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语境下，近代中国的百年奋斗旨在“救国、建国”，即将传统帝制中国拨转为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了现代中国必定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表现为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和文化单元的抽象一体性法权安排。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百年历程是“革命与战争”，那么，环境与资源、和平与发展便是我们这个世纪绕不开的主题。

　　其中，高边疆的出现关涉上述主题的方方面面，需要民族国家的法权体制善作调整，以适应国家建构的时代担当。　

　　在此语境下，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法权思路，以下三端，允值考量。

　　首先，国家利益边界的再建构。随着太空科技的发展，人类活动边际超出了传统的陆地与海洋范畴，国家利益的纠葛随之满布于海疆天宇，扩大到太空与外太空，不再局限于可见的边境。其间，尤其是大国对于外太空的科技优势，将太空利益与国家安全范畴演绎为新型的主权意象。换言之，对于太空和外太空的控制成为主权的外延形式，从而，作为对于二十世纪传统主权学说和国际法理论的反拨，主权空间不再是确定不易的事实，平添了纷纭变数，而霸权的新形态恰恰可能源此而生。置此情形下，中国需要重新考量主权概念，对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边界做出重构性诠释，对于“看不见”的国族利益疆界保持提出主权诉求的主权。否则，主权的外延形式不保，传统主权疆域亦将危殆。

　　其次，国族意象与国家利益边界的法权托付。晚近以还，自西徂东，随着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法律共同体，运用现代法制组织国家、治理社会，已然成为现代国族的基本特征，也是成熟的政治民族的软实力所在。换言之，民族国家是一种关于身份建构、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及其文化单元的普遍主义的法律结构。身处现代世界，如同哈贝马斯所言，一个国族只有在完成了从“人种共同体”向“法律共同体”的转变，才能说真正蜕形为现代国家，正如一个民族只有完成了从经济民族向政治民族的转型，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族。在此语境下，近代中国的百年奋斗旨在“救国、建国”，即将传统帝制中国拨转为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了现代中国必定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表现为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地缘政治、民族认同和文化单元的抽象一体性法权安排。

　　在一次西班牙语国家元首会议上，西班牙国王不无自豪地说西班牙语是流动着的西班牙国界。借用此说，不妨说国家和国家间关系的法权安排所到之处，就是国家的利益边界的尽头，反过来说，国家利益的边界就是凡此法权安排的尽头。在此，运用法制编织民族国家，掌握国际规则订定的话语权，并据此二者编织、捍卫国族利益边界，考验着每一个国族的政治智慧与国家能力，也是法权体制护卫国家利益义不容辞的职责所在。如果说战争是冲突的最后解决手段，而且是一种不划算的方案的话，那么，法权体制及其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调节，才是展现智慧、能力和韧性，包括妥协的智慧与雅量的现代政治之道。它不仅赋予国家利益以普适说辞，而且通过合作将对方纳入政治进程，“藏天下于天下”矣。

　　再次，国际宪政与人类的永久和平。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预设，恰恰要求建构国际关系的基础性秩序，即奠立于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国际宪政，以确保一切国际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小成员以基本的安全。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弱国战略，旨在于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的平衡格局中，诉诸公义，以求自保。毕竟，相对弱势的中、小国家属于多数，国际公义是他们的存在前提，而为国际宪政奠立了可欲的现实根据。鉴于现有的国际法体系基本上属于十九世纪以还西方世界逐渐形成的国家间政治游戏规则，因此，伴随着东亚国家的普遍复兴，渐成国际社会的重要博弈者，如何经由重构国际规则来建构这一基础性秩序，是二十一世纪大国博弈的核心，也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民族国家的道义担当所在，更是东亚国家需要积劳集慧之处。由此努力，假以时日，有可能改写世界秩序格局，推导第二期轴心文明的发育。在此，中国文明需要展现自己的道德智慧与伦理担当，建构关于现代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汉语学思，向人类贡献有关理想人间秩序的可欲图景。

　　配合以上三端，刻下中国需要于国家建构上调整自身，尽速完成现代转型，建构制度、理念和道义软实力。仅就此而言，中国百年以来社会文化转型的长程革命，有待于此刻这一最后时段实现下述三大转型，即自“奇理斯玛”式崇拜向法律信仰认同的转型，从意识形态认同向历史、文化传统认同的转型，由政党认同向宪政国家认同的转型。由此，最终实现建立于政治正义的基础之上、以宪政为框架的民族国家法权体制的时空布局，而这一切本身，也是构成民族国家法权安排时空意象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