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根:教书育高徒鉴定识玄机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7:05:00
来源 100Test.Com百考试题网

　　在法学院物证技术学教研室的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被誉为“中国物证技术第一人”的徐立根教授。82岁的徐老高大挺拔，穿着白衬衣、黑西装，显得格外年轻。

　　“我追求的只是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问题，为公安、检察、法院办案，也为律师和社会其他部门办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娓娓讲述，让我们领略到了这位精神矍铄、鹤发童颜的长者的人格魅力，也展示了令他执著一生的物证技术“三”字玄机??

　　青年求知：三所名校育英杰

　　徐老饶有兴趣地向我们讲述他和“三”结下的不解之缘：兄弟三人、育有三个优秀的儿子、又有三个懂事的孙子、会使用中俄英三种文字，都是他对“三”字情有独钟的原因；而青年时代求学的三所大学，则更是他事业起步的摇篮。

　　1925年，徐老出生在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的进士，父亲是勤工俭学留学法国的农业科学家、曾在浙江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任教授、系主任，他本人自幼随母亲在农村长大。知识分子家庭熏陶、耳濡目染，看到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活，儿时的经历让他的性格中充满了对真理的渴求、饱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也使他树立了人生道路的闪亮标尺。

　　厦门大学是徐老就读的第一所大学，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后又考入华北大学学习俄文；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他又成为人民大学本科俄文系第一批学生，由苏联教师授课，继续学习俄文，至1952年毕业，被分配至人民大学法学院。“按年头算，我应当是法学院资历最深的人大人”，对此，徐老显得颇为自豪。

　　谈到在三所大学的求学经历，徐老深情地说：“人民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都对我影响很大。对我来说，做人就是要踏踏实实，要不断努力以求做到最好，最大程度的接近自己的目标！”

　　远见卓识：三件工作铸事业

　　徐老在人大法学院最初的任务是为当时援助我校法律系的前苏联专家担任课堂讲课口译，口译课程是《苏维埃犯罪对策学》，即《物证技术学》的前身。在徐老看来，这是一份很不轻松却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之前并未学习过这类课程，俄语的表达能力也还不是很熟练。听课的人很多，既有兄弟院系的进修教师，也有来自实际部门的侦查、技术骨干，为了高质量的完成任务，徐老就自己到图书馆看书、又从旧书店买了很多过去的教材研读。“我就是通过自学钻研、口译实践，把专业问题一个一个搞得比较透彻”，徐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脸上满是兴奋与自豪。正是凭借着这种“边干边学”的作风，他不仅出色完成了口译工作，成为苏联专家和青年教师之间可靠的“桥梁”，而且更扎实地掌握了刑侦、物证技术知识，为日后独立开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6年，司法部新建司法鉴定研究所，徐老曾被司法部“借”至该所工作一年。1957年，他回到人大法律系从事由“苏维埃犯罪对策学”改名的“刑事侦查学”教学工作。尽管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教学工作基本上从未停止。“文革”期间，徐老和学校很多教工一起下放至“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70年代初徐老因工作需要被调往北京大学法律系执教。直至1978年人大复校，徐老才被调回人民大学，继续他所热爱的刑侦教学科研工作。

　　作为法学院的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徐老于1984年远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考察学习。在美国，徐老对国外先进的物证技术理念和蓬勃发展的物证鉴定技术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深深地感觉到我国的大学法学院系必须建立自己的物证技术学新学科。他认为，“法学院学生应当懂得办理各类案件都经常运用的物证技术基本知识。法学院应当开设‘物证技术学’作为本科生必修的通识课程，借以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归国后，他立即着手进行新学科建设工作。他提出的将法律系本科刑侦课程分为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两门课程的改革建议，得到了国家教委的支持，《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立即被列入国家教委制订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两书的主编均指定由徐老担任。不久，由徐老主编并亲自撰稿的《侦查学》、《物证技术学》正式出版，《物证技术学》一书还先后被北京市和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一等奖。新学科教学建设被批准后，徐老又提出招收侦查学物证技术学研究生的计划，为此他专门找到当时主管研究生工作的校领导力陈建议，获得了校领导们的支持。徐老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就是目前法学院物证技术教研室主任、挂职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在国内外证据法学界享有盛誉的何家弘教授。

　　很快“物证技术学教研室”、“物证技术中心实验室”正式成立，并从国外进口现代物证检验和分析仪器。有了现代化仪器设备以后，徐老和他的同事们又考虑如何更好的发挥实验室的作用，为社会提供物证鉴定服务。经校、系领导和国家教委同意，最后提请司法部批准，终于创建了我国综合性大学内第一家物证技术鉴定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司法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都来参加中心的成立大会，充分体现了公、检、法、司各部门对我校工作的支持。”徐老的脸上满是兴奋与自豪。

　　为初建的人大法律系学习苏联经验担任苏联专家讲课口译、建立物证技术学新学科、创建物证技术鉴定中心，是徐老在人大法学院工作五十多年的历程中让他引以为豪的三件工作。正是他的远见、他的执著、他的辛劳，开拓了我国的物证技术学研究事业，也成就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崇高声望。

　　孜孜求真：三桩疑案获解决

　　徐老几十年来受理了难以计数的物证鉴定案件，许多疑难案件由于他孜孜求真得到了正确的解决。最令他记忆深刻的有三桩。第一桩案子是他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邀请，为湖北省一位县委书记被诬陷案件中的所谓“反动标语”进行重新鉴定，使这位县委书记洗脱了不白之冤。第二桩是他应提起抗诉的乌鲁木齐市检察院的委托，对一起债务纠纷中的5万元借条进行重新鉴定。细心的徐老发现法院的诉讼案卷中有一张被几家鉴定人用作被告笔迹样本的“100元借条”并非被告所写。经检察院查证，徐老推翻了案件中已有的几家鉴定结论，认定5万元借条属伪造，从而为检察院抗诉提供了可靠证据，法院终于纠正了错误判决，为老太太讨回了公道，免受歹人的讹诈。第三桩案件是受香港?士达律师行的委托，对龚如心与其公公王廷歆之间的翁媳“世纪争产案”上有争议遗嘱上立遗嘱人和证人签名真伪进行鉴定，经历了两度败诉终于使被告龚如心获得终审法院公正裁决。

　　当记者惊叹于鉴定技术的奇妙，询问鉴定工作是否有什么“秘密武器”时，徐老爽朗地大笑起来：“有‘武器’，但不‘秘密’，武器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嘛！”接着，徐老向记者解释说：“根据我的经验，笔迹鉴定的知识可以归结为‘三性’、‘三心’四个字。所谓‘三性’：就是科学性、复杂性和专业性。科学性是指笔迹形成机理、笔迹检验方法和鉴定人的思维方法都具有科学性，对此，鉴定人应当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复杂性是指从检材到样本、从送检人到鉴定人、从法官到律师，都可能有复杂情况，对此，鉴定人要有充分的认识。专业性是指进行笔迹鉴定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宽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对此鉴定人要力求达标。而所谓‘三心’，则是指鉴定人进行鉴定一定要具有细心、公心和责任心。”

　　“惟有物证不说谎”，这是徐老常讲的信条，他相信通过对物证的鉴定，将能最大程度的还原案件事实，对公正处理案件至关重要。

　　老骥伏枥：三大心愿续新章

　　“我们走在大路上，改革开放、大地变样，经济建设，蓬勃发展，民主法制，根本保障；我们走在大路上，改革开放、心情舒畅，和谐社会，人心所向，八荣八耻，牢记心上……”徐老喜欢唱歌，在采访间隙，他就兴致勃勃地哼唱起这首经他彻底改编、曾在今年法学院春节联欢会演唱的《走在大路上》。低沉、浑厚的歌声表达了徐老的赤子之心，更表达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深的爱。

　　徐老非常高兴自己在晚年又赶上了学术和事业上的春天，虽然年逾八旬，他依然每天坚持工作，不仅要给研究生上课，指导研究生写论文，还要对鉴定中心承办的所有案件亲自检验把关，受到实际办案部门的赞誉。2006年龚如心在“世纪争产案”中最终被判胜诉使徐老更加名扬中外，各种媒体的采访接踵而至，但他却将不绝于耳的赞誉看得很淡。在他的心中，“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将骗人的、不讲诚信的人揭露出来”、“帮助受冤屈的人讨回公道”才是最大的快乐和慰藉。

　　如今，徐老的“三”字传奇还在延续，在教学科研领域，他除了研究生教学工作，还在着手三项科研工作：一是要编写一部笔迹鉴定方面的专著；二是要编写供法学院本科生使用的物证技术学新教材；三是要对供研究生使用的第二版《物证技术学》教材修订出第三版。

　　“人云七十古来稀，而今八十还年轻；六十七十蹦蹦跳，九十一百不为奇”，徐老曾经这样打趣自己的身体状况。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对人宽厚、对己严格的行为准则让徐老始终保持青春的活力，82岁的他至今依然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世纪城，身体状况令许多青年教师都羡慕不已。徐老对待工作的态度也依然一丝不苟、孜孜不倦。有时候遇到疑难物证鉴定，如果徐老在半夜醒来想起某个鉴定细节，他就会立即下床到书房用显微镜进行验证。徐立根教授不仅是学术上的成功者，更以高尚、积极的人格感染着我们，正如何家弘教授对恩师的评价：年过八旬的老先生对工作有如此高的热情，我们年轻一辈怎能不深受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