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审判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09:5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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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是我的朋友英纯子小姐七年前写的法庭报告，因为涉及到我的一桩讼案，应斑竹要求，第一次发表，算作是《说说我自己》的征文。该文完成后，《中国律师》杂志社刘桂明主编附杂志社公函寄到受案法院，法院经认真研究，动员原告撤诉，拯救在下于水火之中。在此向刘主编、英小姐致谢！

倾斜的审判

—一起律师被诉侵犯名誉权案庭审纪实

　　　　　　　　
　　　　　　　　　　　

英纯子

　　1996年10月24日，李建强律师接到某市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诉状及开庭传票，一起律师被告侵犯名誉权案正式拉开帷幕。

律师为何坐上被告席

　　1996年8月6日，著名的《民主与法制》杂志发表了署名刘路的长篇纪实文章《弄权无忌，法律无言》。

　　文章披露了胶东某乡镇党委、政府干部滥用职权，非法插手经济纠纷，侵犯果农人身权、财产权的非法行为。

　　文章分“乡政府升堂问案，”“李书记亲临薛家村，”“一封政府公开信”，“动用警力大搜捕，”“法律何时能说话”五个部分。

　　一九九六年九月八日，某乡党委书记李彪贵，副书记潘向亮向某市人民法院起诉，诉称李建强律师（署名刘路）的《弄权无忌，法律无言》一文“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法院判处作者停止侵害，挽回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精神损失1万元。

　　 立案前，李建强律师接到原告代理律师的电话，表示文章有可能引起诉讼，愿意交流一下各自的想法，并落实刘路是谁，李律师承认自己就是刘路，文责自负，同意就文章交换意见。几天后，李律师没有见到该律师，却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李律师向法律提交答辩状时，要求法庭允许青岛电视二台现场直播（青岛电视二台与法院有协议），允许四十几位证人到庭作证。审判长拒绝直播，但允许证人作证，并表示准备一个大的审判庭。

　　开庭前几日，审判长突然告知李律师，不许证人出庭作证，理由是怕法庭秩序的混乱。

　　　　　　　　　　

倾斜的审判庭

　　11月12日上午8点，法院大审判庭。

　　原告方李彪贵、潘向亮及两位代理律师，几名据说是北京的记者到庭，耐人寻味的是李书记还有几名警察护驾，即是上厕所也不离左右。

　　被告方李建强律师及他的委托代理人李明君律师、吴绍山律师到庭，他们身后是薛家村40多位干部群众。

　　由于本案影响甚大，市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们以及各界群众也都纷纷前来旁听，200多个座位的大审判庭几乎座无虚席。

　　在庄严的国徽下，本案正式开庭。

　　在原告宣读了起诉状，被告进行答辩之后，法官开始调查。

　　第二原告潘向亮持一份《关于弄权无忌，法律无言》一文严重事实的情况说明》开始发言，从陈永年是什么人，《弄文》开头如何失实开始，像开批判会一样对李建强律师人格、名誉进行猛烈攻击，李律师当即提出抗议：一、文章中涉及到潘向亮的只有一处，他只能就这一处是否侵犯他的名誉权进行发言，无权代表第一原告，更无权代表其他案外人对《弄文》全篇进行指责；二、潘在发言中使用了很多污辱、诽谤性语言，提出的许多问题与本案无关，甚至与文章也无关。审判长不予理睬，抗议无效，潘向亮依然故我，继续进行人身攻击。

　　潘向亮的发言结束一轮之后，审判长开始询问被告：《弄文》中提到村委会提高了承包费，有何证据？法院认为果农答辩有理，有何证据？党委书记李彪贵对审理意见大为不满，严令薛家不准再找法院，并决定派出人马亲自解决，有何证据？

　　李答：“首先，第二原告潘向亮无权就这些问题发言，出于对法庭的尊重，我回答审判长提出的三个问题。前二个问题与侵犯两原告名誉权没有关系，虽然我现在手头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村委会如何擅自提高了承包费，法院如何认定果农答辩有理，但有原村主任陈永明、果农陈永学的证词可以说明这两个问题（读两个证词）；至于李彪贵如何对审理意见大为不满，自己派人解决，由陈永明证实：“李书记对审理结果很生气，通知我们不用找法庭了，由乡党委政府派人解决。”
　　
　　潘向亮继续发言，他的发言仍然严重超出了自己的权利范围，被告多次抗议，法官不予置理，被告方无可奈何停止了抗议。

　　以后的审判活动实际上变成了对李建强律师的声讨大会，潘向亮声嘶力歇地宣读着那份材料，还不时地污辱、咒骂李律师“造谣惑众，欺骗舆论”，“蛊惑人心，移花接木，用心狠毒”，李彪贵则骂李律师：“搬着牛头不认帐”。原告第一代理人干脆说李律师“无耻地窃取了一次在中央级法制博物上发表侵权作品的机会。”

　　审判长对这一切听之任之，充耳不闻，任其自由发言。但被告方进行答辩，却多次被打断，甚至边证词都不允许读完。

　　下午开庭时，李建强律师要求法庭给予平等的发言机会，审判长竟说：“不让说的还是不能说！”

　　上百名旁听听众，包括法官、检察官和新闻记者，都亲睹了这一倾斜的审判！

　　审判长提的问题不但刁钻古怪，而且都属细枝末节：

　　如：抄走的东西有没有窗？出动的几十辆汽车、摩托车的准确数字是多少？“李书记冷冷一笑”，谁能证明？李书记为什么开始不要（村民的存单），以后又要了？李书记“决定使用手中的权力对陈永年采取措施了”，他准备动用哪权力？等等等等。但对于李彪贵是否发表过污辱性讲话，讲话什么内容等对原告极为不利、对查明案件事实极为关键的大是大非问题却一概不问。

　　旁听的群众说，法庭偏到这个程度，这官司还怎么打！

　　还有人说，被告是在同五个人打官司，两位原告、两位律师，一位审判长。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由于审判长严重偏袒，原告方的代理律师也大大超越了案件本身所涉及到的问题，对李建强律师进行人格侮辱和无端指责。

　　原告第一代理律师说：“陈永年（案外人）不是好农民，李建强也不是个农民的好儿子。”

　　“被告李建强身为律师，就应当好被告”，骂李律师：“在法庭上摇头摆尾，又哭又笑”。

　　原告第二代理律师阴阳怪气地说：“我干了这么多年律师，第一次把一位同行推上被告，心里不是滋味，饭都没有吃好，我苦苦思索，被告李建强为什么要这么做，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律师知法、懂法，但不守法。”

　　他还骇人听闻地断言李律师：“短暂的律师生涯很快会划上句号。”

　　对被告代理律师的发言，他嘲笑：“空洞、乏味，使本律师答辩起来也没有劲儿。”

　　他甚至还信口开河的称：“被告与其代理律师是一个所的，所以代理律师所取得了证据系与证人恶意串通，没有证据效力。”“代理律师在文章发表以后，不应再调查。”

　　这些荒唐的，甚至是侮辱性的言词，竟然没有受到法庭的制止！

　　　　　　　　　　　　　　

真相大揭秘

　　11月13日上午，李建强律师获得了一次来之不易发言机会：他的答辩发言分如下几个方面：

　　李彪贵是否非法插手经济纠纷。

　　李建强律师向法庭列举以下事实：

　　事实一：原主任陈永明证实，“一九九四年六月，柴棚乡法庭王庭长骑着车到我家，手里拿着九份诉状，分别是我村果园承包户陈德法、陈永学、陈臧友、陈德合、薛天尧、陈永正、陈永年、臧洪亮。要求他们交纳果园承包费，我当时不同意盖章，他出去找来村党支部书记李永合，我说：咱是不是先召集果家开个会，如果不交，再起诉。王庭长说，老陈这话说的对。李永合说，管不了这么多，诉状上的公章已经盖上了。我也只好盖上私章。大约一二天前，乡政府工作人员把支部书记李永合、文书陈德知叫到乡政府，组织了诉状，然后到柴棚乡法庭起诉了。”

　　“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柴棚乡法庭正式开庭，上午和下午分别审了两户，果农说我们作价太高，法庭也认为他们答辩有理，让村委和他们调解，当时乡干部刘吉兴、王建明都去旁听。”（1995年6月13日证词）

　　“休庭后，乡干部向党委李彪贵书记汇报了审理情况，李书记很生气，通知我们不用找法庭了，由党委政府派人解决。”（1996年10月26日证词）

　　“一个支委告诉我，乡里来人，要收承包费，让我把没交钱的几户叫到办公室，陈永年到了办公室，王建明问陈永年为什么不交承包费，陈永年刚要解释，王建明又不让说，有一名乡干部踢了陈永年一脚，让他立正。王建明打了陈永年一耳光，同来的乡干部一齐向前打陈永年，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他们打了五分多钟，王建明、刘吉兴逼陈永年写保证书，保证下午三时交款，其他村民一见陈永年挨了打，都回家准备了钱交来。”（95年6月13日证词）

　　事实二，果家陈永学证实：“我承包了七八亩地，因为村委价格太高，我们不交承包费，村委于一九九四年六月起诉我们，六月二十八日在柴棚法庭开庭，当庭没有结果休庭了。”

　　陈永明是当时的村委主任，陈永学是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他们的证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李彪贵插手经济纠纷，乡政府取代法庭升堂问案，不是铁的事实吗？

　　李彪贵是否发表过侮辱性讲话，潘向亮是否指挥过抄家？

　　李律师向法庭列举了三个事实：

　　事实一：陈永明证实：“陈永年当天没交上钱，李书记很不满意，通知我们到我村开现场会，乡干部让我们布置了会场，贴上了欢迎李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的标语。八月十二日下午左右，李书记带了108名机关干部和乡直部门负责人直到我们村。因为没有找到陈永年，就把吕德兰拉到会场，坐在台前。李书记说：你们这个小村也就一百来人，我今天就带了108人，我要好好治理一下你们这个小村。然后他就发表了讲话，说：今天到你们这个村来，就是要象四七年斗地主、打恶霸一样，斗争恶霸地主陈永年，叫陈永年儿子说不上媳妇，女儿出不了嫁。还骂陈永年是地痞、流氓、高草，今天就是要拔高草，让陈永年永远过不好年等等，讲得很难听。”（1996年10月26日）

　　陈永学证明：“李书记带了很多人到我们开大会，把吕德兰叫到台前，李书记发表讲话：今天，我们要象斗地主、恶霸一样，斗一斗陈永年，永年永年，我让你永远过不好年，你儿子说不上媳妇，女儿了嫁。还说陈永年是高草，我们今天来拔高草”。

　　安付军、陈德发、李云明、陈永福等人证明，“六月十三日下午，李彪贵带领108名干部直到我们村召开群众大会，会上李彪贵诬蔑陈永年是恶霸，要斗争他，还说让他永远过不好年，儿子说不上媳妇，闺女出不了嫁。”（1994年6月13日）

　　另外，还有原村支部书记李永合，村民陈永正、陈淑玲、陈京海、陈永生、安明玉等十几名知情人也作证，证明了文章中的那些话是李彪贵亲口所讲。

　　原告称文章中李书记所做的讲话是被告编造的诺言，难道薛家村十几名干部群众都不约而同的编造李书记的谎话吗？

　　事实二、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1995年）莱州法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书第一项：“被告柴棚政府工作从员到陈永年、吕德兰家取走其家物资的行为，是超越职权，侵犯公民财产权力的违法扣押行为。”

　　到公民家中非法扣押财产，大至拖拉机，小至房门、锅盖甚至连锅也要揭走，这不是抄家，难道乔迁新居吗？

　　事实三、村民陈永正证实：“散会后，我看到潘向亮带领乡政府工作人员一百余人到陈永年家去，潘向亮说，能抬的抬，能拿的拿，能推的推，能拉的拉。在他的指挥下，拖拉机发动不起来，叫人推到大队院里。”（1996.11.11证词）

　　村民陈淑玲证实：“散会后，潘向亮带领一百余人，让吕德兰在头里走，到了门口，吕德兰说没有钥匙，有人翻进墙头将大门摘下，我想进去看看，听潘向量说，能拿的拿，能抬的抬，大门也抬到了大队，七八个人把拖拉机推到大队院里。”

　　村民陈京海证实：“王建明、潘向亮、姜力云带的一百多人都去过。”（指抄家）

　　村民陈永生评：“潘向亮带领党委一百多人去抄的，东西都拿光了。”（均见1996年11月11日证词）。


　　　　　　　　

一封公开信是不是李彪贵写的？

　　公开信是不是李彪贵所为，是本案争执的又一个焦点：李律师向法庭列举了以下事例：

　　事实一：公开信中的语言与李彪贵大会讲话，风格内容极其相似：

　　公开信使用典型的文革语言，如：“绳之以法，罪有应得”“正准备将打人凶手捉拿归案”“我们将穷追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公开信还使用了街头无赖语言：“陈永年以无赖的作法到村干部家强吃强住，”被“四临八舍嗤之以鼻，”“不要把事情推向极端，否则对于你没有半分好外”，“好汉子回来解决问题，我们将天天等着你，望你头脑清醒一点吧，”“收回你散发的骗人术，太可笑了，诬告没有饭吃，诬告没有钱，打官司身败名裂，千买卖，万买卖，你还得回家翻土块，千万不要记了老本行，退一步海阔天空，进一寸遗憾终身，骑虎难下，但还是下来安全。这不是吓唬你，这是奉劝你。”如果不看一下下面落款“柴棚乡政府”，你能不能想起街头无赖所下的战书？

　　再看一下李彪贵九四年十月五日在全乡人有线广播大会上的讲话：

　　“大家都在轰轰烈烈搞三秋，陈永年却逃之夭夭，仗　着他在莱州市小舅子吕某某有几个臭钱，到处散发传单，我们柴棚乡至今还有三个逃儿没有抓到……”。

　　最后再看着李彪贵干党委书记时所作所为：
　　柴棚乡政府驻地树着一块十几米高的石碑上题：“青云直上，李彪贵”，另外一块是“志在四方，潘向亮”。

　　柴棚乡各乡直机关挂着一块金匾，上题：“为民、想民、爱民，为之所为、想之所想、爱之所爱，官之本也，李彪贵。”

　　这又是李彪贵的亲笔，一副得意忘形，妄自尊大的土“领袖”形象，这些专横跋扈、狂妄自大的语言，与公开信的内容、风格何其相似！

　　事实二，陈永明证实：“大约九四年八月下旬，乡政府安排我们到处找陈永年，我们找不到，到政府汇报，在乡政府办公室里，李彪贵拿着一份草稿说：我亲自起草了这么一份公开信的草稿，准备发给陈永年，你听听。然后就一条一条念，念完后说：“就凭这些证据，陈永年还想打官司？”当时我没表态，住了约一两天，这封公开信就发出来了，李风友和臧永民就带领乡干部刘吉兴、王守军等送给陈永年的亲属若干份。“（1996年10月26日证词）

　　这就清楚的说明，公开信的著作权应归李彪贵，李彪贵在法庭上理屈词穷，竟说，“文章就是我写的，我推给我的秘书，他也承认下来，你能怎么样？”

　　李彪贵、潘向亮是否动用警力，搜查追捕陈永年一家、是否为防止律师取证，对薛家村实施戒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