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也就是说，要不要坚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因而是一个重大的方向性和原则性问题。但应该看到，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到十五大报告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十五届四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强调要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首先要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近十年的时间，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和开拓，国有企业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
现代企业制度进程步履蹒跚
现代企业制度形式主义问题严重
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规律调节仍然被行政干预所代替
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运作尚不到位
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后的企业收效不大
现代企业制度又在“刮风”……
现代企业制度自身已受到传统文化的严重制约
症结何在？笔者试图透过这错综复杂的现象，探究其症结的根本所在，到底是什么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步履艰难，是什么使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进程如此艰难，那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
关键词：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文化 中国文化 股份制 企业改制 资本
一、难以摆脱的“多风”病症和“刮风”文化，阻碍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健康发展
1、我们居住在一个多风的土地上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受西伯利亚冷气候影响，东南部受太平洋暖气候影响，这一独特的气候，属典型的季风气候：一年四季刮风不断，夏天刮东南风或西南风，冬天刮西北风，就是到了春天，也会“春风又绿江南岸”，秋天还有“秋风扫落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地貌与气候，造就了独特的民族文化，由此中华大地刮风不断，也造就了一个习惯刮风的民族文化，似乎干什么事都喜欢刮风，甚至“一窝蜂”……
2、我们生活在一个“多风”的国度里，沐浴在“多风”的变化中
前人我们暂不考究，但从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经济风，政治风吹得人们天旋地转。随着这铺天盖地席卷一切的风暴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流失，然而，尽管再一次灾难过后，人们都在痛心疾首，椎心泣血，但风潮再起时，我们仍旧为茫然的人潮簇拥着，随风而去。虽然，我们眼中的路标只不过是一知半解的将信将疑和人云亦云的随波逐流。究其原因：喜欢“刮风”，“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因为这样既省事，又没有政治或经济风险，若此成为民族文化，其后果将会是什么？
3、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又在“刮风”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句俗话：习惯成自然。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度在华夏大地肆虐的政治风，运动风逐渐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经济风潮，承包经营风、开发区风、炒股风、房地产风.....有着泱泱五千年之文明古国，在现经济风浪的强劲冲击下，仍然潺动不安，似乎中央经济政策一出台，社会上便迅速卷起一阵风暴，虽然在此之前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强调不能采取行政手段、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搞一阵风，但是，一个具有深厚底蕴的刮风民族，一时难以控制。
看长城内外，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分外妖娆。股份制改革像春风，又绿江南岸。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全国各地不惜采取行政命令的措施，实行硬指标制度，按照规定的数量必须完成，实施股份制改制倒计时办法……似乎是只要实行了股份制，便立即大功告成，向上级好交待，便可以高枕无忧至千秋，企业体制就先进了，企业效益立即就能扭亏，国有企业就能“走出低谷”了……
4、现代企业制度与“刮风”文化相悖
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基础上的制度，众所周知，客观规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从计划经济转轨入市场经济，就是从人为经济（刮风经济）转向市场规律经济，不按规律办事，就必然受到惩罚，这已是我们交了太多的、甚至是没有必要交的高昂的学费中换来的。股份制经济是规律经济，是科学经济，也是先进文化理念。股份制与“刮风”无缘，刮风这种落后经济文化应休矣！
当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股份制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次历史性并且是中国企业唯一一次追起世界经济的进程中，容不得形式主义，更不允许自欺欺人，改革必须从根本上进行，这是一次与传统文化、理念、观念意识的彻底的革命。然而从现实来看，一方面，“刮风文化”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习惯，自然不自然的刮起风来；其次，人们都对股份制改革趋之若鹜，摩拳擦掌而跃跃欲试；第三，许多人对股份制改革的来龙去脉几乎一无所知，对股份制内涵及其科学道理和文化内涵尚不清楚，仅认为股份制改革就是产权结构调整；第四，许多人想改不知道怎么改，到底改什么？这些情况，是普遍现象，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问题在哪里？这便是遇到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重大障碍——现代企业制度与传统文化的悖论。
二、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门独立科学，与习惯于“生拉硬套”的传统文化大相径庭
虽然，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但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制的企业，大多数并未有呈现预期的效果，有的甚至仍然走入低谷，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不仅不深，而且不清楚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是什么？甚至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简单的“制度”，“制度”者，循规蹈矩也，只要把现代企业制度按照产权模式、公司模式套下来，似乎就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其结果只能失败。当前确实需要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真正内涵进行深入探讨。
企业制度本身有一个形成与发展过程，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来看，企业制度经历了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三种形式。即使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西方社会，企业的各种形态是同时存在的，个人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和公司制企业是同时处在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个国家之中。那么，哪一种或几种形态的企业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呢？国内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种观点认为，在企业出现之初，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业主制企业；随着生产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商品经济的逐步发展，单个企业对资本的需求量增大了，为了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同时也为了分散经营风险，出现了合伙制企业，于是合伙制企业便成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公司制企业则成为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形态。因此，如果从产权关系和法律形态上来考察，现代企业是指经历了独资的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而发展起来的公司制企业。而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则是在19世纪以来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发展和形成起来的现代公司制度，其中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制公司。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代企业不仅仅指以公司形态而存在的企业，除此之外，它还包括现代业主制企业和现代合伙制企业。持这种主张的人认为，“现代”一词在概念上是不确定的，相对于前古典企业来说，古典企业是现代企业；相对于所有者控制的局部代理制企业来说，所有者与经营者职业化分离的完全代理制企业则是现代企业。这种纯粹存在于对比关系中“现代企业”，似乎只是一个时间概念。由于企业本身是一种契约化的制度安排，因此，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看它的形态是否是公司，而是看它是否具有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包涵公司但不等于公司，并认为那种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建立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司和把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制的看法有失简单化和形式化。
不容否定，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就是把现有的国有企业改组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因此，回答什么叫“现代企业制度”实质上就是在界定我国现有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与方向。从1978年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开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和股份制试点等不断深化的改革过程，而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人们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集中到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上。因此，在我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我们认为界定现代企业制度不能脱离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首先，从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来看，把我国现有的国有企业改组为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但是，如果我们把现代企业仅仅理解为公司制形态的企业的话，那么言外之意就是要将我国现有的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一地改组为公司制企业。显然，这种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与我国现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措施存在着分歧。
其次，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上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便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企业是经济运行的细胞和微观基础。同样，如果我们把现代企业仅仅理解为公司制企业，那么是否只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只有公司制企业才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呢？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控制在公司制企业手中，但是，从数量及比例上看，这些国家以公司形态而存在的企业的数量极少，例如，在90年代的美国，公司制形态的企业在美国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8.5%，业主制企业为73.7%，合伙制企业为7.7%；在德国，尽管德国的大企业一般是公司制企业，但它的数量不多；80年代法国公司制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0.10%略多。因此，从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生存空间，究其原因市场经济体制对规模不同的企业的制度要求是迥然不同的，对于大企业而言，由于规模庞大，投资者众多，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得不分离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它所需要的企业制度必然是能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有效实现经济民主化的科学体制，而实行经济民主制及有限责任制的公司制能够满足上述需求，因此，公司制成为大企业首选的制度模式。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其规模较小，资金，技术实力相对较为薄弱，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尽可能迅捷的对市场的变动作出反应，并尽可能的减少决策成本，缩短决策时间，对此种需求，决策成本畸高，决策时间较长，对市场反应较为缓慢的公司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而决策成本低决策时间短对市场反应迅速的业主制，合伙制恰恰能适应上述需求，尽管公司制企业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公司制形态的企业并不是这些国家“现代”企业的唯一形态，甚至也不是主要形态。因此，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那种将现代企业等同于公司制企业，认为只有公司制企业才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形态的观点是片面的。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解，我们认为，理解现代企业制度不应从企业的形态上进行理解，更是看它是否具有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否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尽管公司制企业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但是，那种将现代企业制度仅仅理解为公司制企业或者脱离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实质并仅仅从形态上来理解现代企业制度的做法，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三、追溯市场经济内涵，探究市场文化的本质
谈现代企业制度就不能不谈市场经济。我们提出搞市场经济已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但对市场经济内涵却知道的不透，从而也影响了真正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逐步完善的市场经济，就不能实现现代企业制度。
“市场经济”一词的使用，是19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以后的事，并在本世纪初开始流行。在这以前，从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重点集中在商品关系的质的方面。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首先分析了商品货币关系，他把商品货币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叫做“商品生产者的社会”，或者叫做“货币经济”，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使用过“市场经济”一词。市场经济概念的形成应当说与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达有关，与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发展有关，与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有关。新古典经济学在上述背景上，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方面，抓住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核心问题——稀缺资源的配置，对市场如何通过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和自主企业对于价格信号的灵敏反应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发现市场对稀有资源的配置很有效，市场是商品经济运行的枢纽。因而，用“市场经济”一词取代了“货币经济”一词。由于这种学术背景的变化，在列宁的著述中开始出现了“市场经济”一词；由于非商品经济构想的认识背景，作为对称，同时也出现了“计划经济”一词。
在社会生产中，资源配置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市场方式；另一种是计划方式。计划方式是按照行政指令、指标的分解，进行调拨，由政府来配置。资源配置是以计划方式为主的配置，就是计划经济，也有人称为统制经济。市场配置则按照市场需求工给的变动引起价格的变动来实现。价格高了，有利可赚，资源就象那边流动；东西多了，需求仍是那么多，价格掉下来，资源就流到别处去。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方式，则是市场经济。由上述可见，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经济体制。
应该看到，我们社会的各种资源配置尚未进入到完全由市场调节，人们的观念尚未从计划经济彻底脱胎换骨，行政权背后的财产控制权仍然阻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一部与市场经济文化难融合的民族历史
资本主义萌芽早在解放前就在中国出现过，具体地讲，李鸿章在1872年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总局，开始用集股筹款的办法发行股票，到1916年，经孙中山先生倡议，由虞洽卿联名向北洋政府申请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49年6月及1950年2月也曾先后批准成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到1952年7-8月间，这两个交易所先后关闭。
考究中国资本的发展史，1949年以前的中国，若没有特权，若不和官僚相勾结，若不借洋人制特权，就根本不可能成长出资本。所以“资本”来到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官僚资本或买办资本而出现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只要是真正的中国资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民族资本，若不依附于官僚、买办，前途就只有一个：企业越办越差。
1949年之后的中国，本来是可以而且也应当给民族资本带来真正希望的，但由于种种历史的必然，中国的独立并没有带来“资本” 的独立，经过一系列的改造之后，新中国的财产权被牢牢地控制在另一种形式的超经济权利强制之下，国有制的绝对统治地位，以及与国有制相适应的政企合一的企业制度，使得绝大多数财产权成为行政权力的附属。尽管这种隶属在性质上不同于中国封建时代特权对经济权利的统治，也不同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官僚和买办专权对经济权利的控制，但普遍的国有制本身，不能不使经济权利的运动必须首先服从行政规则，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接受市场规则的约束。
无论是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还是在现代史上，甚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中，资本是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从来未承认它是创造现代文明的力量，也从未真正发育出容许资本生长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尽管人类的现代文明几乎均是源于资本以及资本社会下的制度文明和资本武装、挤压出来的人类勤奋、智慧、艰辛，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甚至包括当代人，历来是把勤奋、智慧、艰辛、创造等对于文明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事物与资本割裂开来；尽管资本作为现代文明的源泉和结果，其对人类文明成果的贡献不知道多少倍地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文明时代，但人们在道义上似乎远比鄙视洪荒时代的道德更为唾弃资本的文化精神。
因为，毕竟马克思在其不朽的名著中告诉过我们：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还特别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的历史是用火与剑、血与泪的文字写进历史年鉴的。这种刻骨铭心的痛斥，足以使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将资本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或许这其中包含了我们对导师的误解，或者这其中包含了导师本人的局限以及我们的偏见。但厌恶资本在中国确实是一个传统。
因为，毕竟资本在中国从未真正形成社会的支配力量也从来没有给中国人这种机会，没有给资本这份历史的机遇。在西方资本文明崛起的时候，中国仍陶醉于封建文明的繁荣之中，在西方资本文明已成强大的统治并造就出新时代的显赫的时候，世界已不可能给中国以创造资本社会的可能，中国的资本只能发端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中，而且还要蒙受人们将这段历史之所以黑暗归诸于资本的罪恶的耻辱，尽管中国的资本来到人间，从第一天开始就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封建、买办和官僚的压迫。从未经历过资本社会的人们，当然容易相信或至少可能相信资本的可恶。
一个没有资本意识的民族，更不能将社会各种资源作为资本来认为，因此，就无法形成资本市场，继而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若此，现代企业制度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五、传统文化下“钱”的自然经济属性与资本的市场文化之辨析
有人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两项发明是轮子和钱。我想这种断言也许会引起争议。但是，就钱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而言，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然而，对钱的重要性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受到足够的关注。许多年以来，钱一直被经济学家们所忽视。人们普遍认为钱本身只是一种价值符号，对经济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便利交易的“结算货币”决不需要“本身作为客观实体进入现场”。“它是一种没有重要性或实际影响的方便措施。”萨伊和李嘉图都认为钱纯粹只是商品彼此交换的媒介，并无任何独立决定经济活动的作用；钱只是一副面纱。然而，敏锐的观察家很快便注意到，当钱充足而价格上涨时，经济活动似乎很繁荣。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休漠形象的描述了钱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发现，在钱开始比以往以更大数量注入的每一个国度里，工业均呈现新的面貌；劳工和实业获得生气；商人变得更有企业心；甚至农民跟在犁后也脚步更加轻快，精神更加集中。”从此，钱逐渐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经济现象。凯恩斯可能是较早的一位从钱出发来探讨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取得了成功。现在，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已成为重要的经济学流派，在他们眼里，货币已成为经济的最主要因素。但是，在经济学家看来一边如此重要的货币却长期没有得到法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重视，很少有人去专门探讨货币的法律问题市场文化内涵，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笔者认为“钱”与“资本”的文化内涵是不一样的，深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钱”是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个纯占有属性，是一种市场自行分配和处理，是私有文化。而“资本”是用来赚钱的钱，是一种社会生产力，是一种公共文化、合作文化，也是一种风险文化。中国进行市场经济，现在大家都仅停留把钱当成“钱”的时代，尚未完全进入把“钱”当成“资本”的时代。
随着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为标准的经济发展，不能不提示人们，必须重新审视资本，必须认真思索资本在中国的命运。当然，这里指的是真正推动力是进步的“资本”。
没有“资本”，就没有真正形成市场文明的财产制度基础；没有经济权利的独立和解放，就不可能有朝着市场经济的现代化。锻造这一基础，推动这一解放，事实上是努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人首先面临的历史任务。当然，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复制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但我们必须创造我们自己的“资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中国特色的现代“资本”，或许这种“资本”可以用多种形式表现，但无论哪种方式，目标必须锁定在将经济权利纯粹化、独立化。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在早已具备产生市场机制的可能与必要的条件下却没有市场文明的实现，根本原因不在于没有市场，而是因为没有真正独立于超经济权力之外的真正纯粹经济性质的财产权，在于没有真正的“资本”。
资本革命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资本主义没有发明社会分工，尽管社会分工到了资本时代才真正深化，但分工的出现并不是资本时代的业绩；资本主义也没有创造私有制，尽管私有制到了资本时代才真正纯粹，但私有制的产生并不是资本时代的创新。资本革命说到底，只做了一件事，即把以往文明社会中的财产权对超经济特权的依附关系颠倒过来。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使财产权具有独立的存在，而且使社会其他一切政治、文化、行政、法律等等非经济的权利，成为经济权利的奴仆，使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宰，使社会的主旨和要义定格在“资本”上——资本主义。
正是这种历史的“颠倒”，使财产权成为可交易的权力，成为可首先接受市场经济规则调节，而不必首先服从超经济规则调节的权利。当产权成为可交易的权利时代来临时，也就是市场文明产生之际，因为市场交易不过是产权的彼此转让。所以，市场文明没有与其他社会统一，尽管其他社会也有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市场文明首先与资本主义社会溶合，尽管资本主义没有创造私有制和社会分工。
资本主义使经济权利以“资本”的形式获得了独立，获得了解放，“资本”从以往被封建特权，被超经济强制压迫中挣脱出来，成为奴役一切社会权力的权利。这才是市场文明的制度根基。一切相对于传统封建社会的现代化滞后的社会，一切缺乏市场文明的国度，大都具有一条共同的特征，其经济权利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附于超经济权利；一切不想将经济权利从种种超经济强权中解放出来，而又力图享受市场文明成果的制度安排，都只能是空想。
就中国资本的精神文化而言，虽然其中包含着许许多多人之称道的克勤克俭，包含着许许多多博大精深的智慧，但却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在给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资本家以智慧启迪的同时，在根本上又束缚着资本文化；中国“重本抑末”等等深厚的观念积淀，在诱发人们摆脱贫困欲望的同时，又窒息着人们致富的勇气；人们以对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漫骂，来缓解对新社会生活的恐惧；以对传统方式的精神依恋，来瓦解进入新生活的探索。总之，强大的封建文化传统以拖延中国进入市场文明步伐为代价，捍卫着自己的纯洁。这种“纯洁”的传统，当然很难容纳“肮脏”的资本。新中国成立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对“资本”的批判更是彻底，只是在建国初期为利用私营资本解决当时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而在舆论上和政策上从有过短暂的宽容，但这种宽容不仅是短暂的，而且并不意味着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在价值观上对资本的承认，随后不久的种种运动，便是最好的证明。对“资本”在文化上长期批判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在精神上排斥市场文明。社会的经济文化呈现出极扭曲的状态，人们割不断的封建传统文化仍在纠缠着人们的观念，集中的计划经济现实使人们在精神上不能不推崇集权，政治对经济的统治和替代，使人们不能不空前地热衷于政治。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所表现出来的超过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的政治崇拜狂热，便是这种扭曲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生动表现。
因此，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真正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资本”，也没有真正体现市场经济要求的“资本文化”。
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并且又有几十年计划经济历史的我国，要转向市场经济，并为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资本”基础，首先不能不面对强大而执著的文化及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这种对抗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对“资本”及市场的根本抵触和反对，这种抵触和反对又大致出自两类动因：一类是真诚的在精神上根本难以接受市场文明和“资本”，又一类则是在各自利益上根本与市场和“资本”制度发生着矛盾，无论是精神的真诚，还是利益上的龌龊，总之是不接受“资本”。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市场和“资本”的陌生，人们不熟悉也不善于运用市场和经营资本，进而由陌生到恐惧，由恐惧到拒绝。无论哪种原因，只要社会形成对“资本”的排斥，便必然增大资本发育的困难，社会为此就需付出代价。这种历史的代价往往是难以计量的。这种对抗和抵触，只要稍注意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与实践中，围绕市场和资本所发生的激烈争论，就不难理解其深刻程度。
总之，“资本”在现代中国的发育，特别是私营资本的成长，仍面临种种社会障碍，这些障碍包括来自历史传统的，更包括现实生活的；包括来自政治的，更包括来自经济的；包括来自法律的，也包括来自政策的；包括来自制度的，也包括来自文化的；包括来自宏观层次的，也包括来自微观方面的。这一切障碍构成了“资本”在中国成长的艰苦，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市场化、现代企业制度及股份制改革进程的巨大历史代价。
但这种艰苦是我们必须承受的，必须经历的，其实我们民族承受“资本”发育的艰苦远不是资金才开始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同时就是中国的“资本”发育历经艰辛和苦难的历史。公允地说，应当承认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中国“资本”，包括私营资本所获得的机遇是空前的。
这种培育“资本”的历史成本也是我们必须支付的，必须筹集的，因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体制上实现市场化。而要实现市场化，则又必须使资产“资本化”。
资本要素没有资本之理念和观念，就没有资本市场，没有资本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可见传统文化对市场的阻力和危害有多么严重。
六、董事的生产力要素的文化内涵与中国权力本位文化的冲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制就必须建立董事会制度，那么，董事是什么？为什么要建立董事制度，董事制度的价值趋向是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与董事制度的冲突是什么，必须弄清楚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才能搞好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明白什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优势重租。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董事制度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产生的，董事制度是公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文献记载，董事会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同业公会，至今已有较长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董事制度是企业管理社会化和专业化的产物，是随着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得以发展的，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资源资本化的结果，没有企业管理社会化和专业化的客观要求，董事制度就没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反过来，董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给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企业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以极大的影响。
董事会制度是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他与传统体制管理中的权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仅不是“当官”的内涵，更不是“争权夺权”的结果。当前，有些企业在进行股份制改革时没有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理念办事，有的企业在股份制改组中，即使设置了这些机构也形同虚设，没有发挥其正常功能和作用。一些企业没有实行“股权平等、风险共担、同股同利”的原则。还有个别企业没有把通过股份制改革作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途径去组建股份制企业，而是以通过发行股票可以大量集资作为唯一目的，导致盲目上马，重复建设现象发生，企业经济效益并未因股份制改造而得到提高。
总之，董事会是一种人力资本与其它资本优化配置的结果，其价值趋向是追求比单一资本更高的附加值。与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的行政手段中的权力控制完全是两回事。从市场文化内涵讲，董事应是一种生产 要素，是一种资源，简要的说，就是我有“钱”的资源，但你有管理的素质、管理的资本，让有管理能力的人管理自己的财产，实现微观经济学中资源配置和优化组合。管理是一种资本，而不是权力，这是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过程中必须树立的观念。既然管理是资本，就必须对其经济价值予以承认，管理是资本，并不是权力位置，就不应该象争官位那样，去争夺董事会的位置。考察我国董事会制度实施的情况来看，由于受“官本位主义”和“权力本位主义”的影响，在行使企业管理时，体现“行政权力”比“资本配置”的色彩要浓厚的多，以致于无法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的，结果是换汤不换药，山还是那座山，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除上述冲突以外，还有：
——法人治理结构的权力制衡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至高无上之间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中心意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多元公共理念之间的不融。
.....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改革旧体制，建立新经济体制，而且也反对旧文化，包括那种“改了装的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先进文化，只有把市场经济改革，同新文化、先进文化的建设任务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艰难之所在。旧文化、旧习惯支配着人们对利益的看法，对发展生产力的看法，而旧经济体制又造成了平均主义和一系列利益刚性。改革必然要触动每个人原有的利益。因此，人们不从利益观念上有较大的转变，不破除平均主义和旧经济体制造成的利益刚性，不破除利益本位的各种利益攀比，不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文化观念，新利益观念和先进文化，改革越是深入，阻力就会越来越大，改革后遇到的深层次难题，也就会相应增加，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改革不仅是国有30年历史计划经济体制发生冲突，而且是国有两三年历史的旧文化、旧习惯势力发生冲突。
世界经济一体化已逼近中国，如果听任非科学、非民主的旧文化继续统治着我们，支配着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也许仍然不深刻了解自己落后之所在。如果工人、农民真正了解“平均主义”、“铁饭碗”、“大锅饭”、利益刚性和利益攀比给予经济的危害以及对于自己长远利益的危害，改革的阻力是不是会大大缩小呢？如果国家干部能真正了解只有彻底打破这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领导经济的旧体制，中国经济才能起飞，经济的管理才能更有效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是不会大大加快呢？
非常清楚，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道德文化基础和与这个道德文化共识相一致的政治法律秩序，需要一个市场文化民族意识及理念；应该看到，在中国传统的“私性社会”里很难自然转化出一个西方式的“公共领域”经济文化。
事实已清楚的告诉我们，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已经触及到深层的观念意识问题，对此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否则，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只能是事倍功半。
没有先进的意识文化，就不会有科学的思想，继而就不会有正确的行动。一个民族先进的社会人文科学，有时比先进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要大的多。思考、探索、批判与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深层观念、理念问题，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实现，关系到全民族经济、文化的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