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的优先与节制的公权——解读《传染病防治法》立法意旨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非典疫情肆虐神州大地。为控制非典传播，各地对疫情严重的部分地区和非典病人及非典感染嫌疑人员实行强制留验、强制隔离以及封闭小区、征用医院等等措施，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但是这些非常措施牵扯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利益，为此在实行之初，也遇到了少数群众的怨言、逃避和阻拦，给抑制非典传播带来一定的阻力。在防非典战斗中，只有全社会动员起来，积极支持和主动配合，才能有效地控制非典的传播。这需要全社会学习和理解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及其精神实质。
公共利益蕴涵在私利中，同时又高出私利，成为大多数的意志和利益，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需要或期待。随着科技进步、工业发展以及社会联系的加强，社会利益逐步分化为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两大相对独立的体系。私人利益，其主体是个人，具有具体、直接、平等、自治等特点，主要由私法调整和保护。而公共利益，主体是社会公众，具有抽象性、强制性和不可抛弃性，由公法来体现和调整。
人身健康和安全是人的低层次需求，是社会公众共同需要。为此在保障个体健康和安全时，必须要注意保护到他人的健康和安全。传染病具有不同于一般疾病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致害性和传播性双重属性。非典具有极强的传播性和危害性，我国已正式确定为甲类传染病。对于此类恶性传染病，只有消除病原体和切断传播路径才能彻底地防止其传播，否则危害更多人的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因此在疫区，个人的不健康和安全已超出自己个人的范畴，成为社会公众的健康和安全问题。故《传染病防治法》依据传染病的发病和传播基本规律，对境内所有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了配合与支持的义务，并赋予法律的强制力，对传染病人规定了人身隔离和强制治疗等要求，对疑似病人规定了医学观察和适当限制自由的措施。这是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个人有个人权利，社会有公共权利。两者是绝对的，是指人人拥有一定的合法权利，不得任意侵犯和剥夺，同时又是相对的，任何权利都有一定的限度，个人权利的边界是不伤害公共权利。面对非典，如不果断地限制和控制，就有可能导致他人患病或死亡。在这种紧急情形下，个人权利行使要服从公共利益。这种以牺牲个人最小的利益换来了最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机制，最终使个人权益最大化，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建立起正常的社会公共秩序。正是因为公共利益体现了社会的根本价值，如果不尊重或破坏，将危害该社会赖以存在的根基，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激烈冲突，两者必取其一时，公共利益具有了优先力。这就是《传染病防治法》之所以规定隔离、留验和配合措施的社会基础所在。
社会公益独立于私人利益，其主体不像私人利益，具有具体性和对应性，需要借助一个超脱个人利益的机构代为维护。世界各国都将社会公益的维护职权通过法律授权公共权利机构来行使，公权由此而产生，使公权具有了社会基础和法律依据。但时，由于公权行使主体与利益主体不一致，依靠代理制运作，因而不像私权那样具有强烈的内部约束力，往往出现异化，放弃或滥用职权，公益因此而受损。为此，现代法制社会，一方面增加公权的种类和内容，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节制的，以达到社会公益与个人私益的平衡。主要内容如下：
一、强调公权的公益性。现代社会在承认经济人激发个人自觉关心和注意自身利益，促进资源效力的发挥，增进社会富裕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过度追求私利的消极作用，往往会因此损害他人利益。国家将社会公众的需要和利益，通过整合提升为社会公益，强调公共利益的客观性、适当性和普遍性以及真实性，从而使公权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坚定的支持性。非典是法定的甲类传染病，社会危害性极大，为此依法采取的隔离或封闭措施，具有鲜明的公益性，作为公民应该予以理解和配合。
二、公权受法律的调制。公权来源于公共利益，具有优先性和强制力，但同时依据其特点加以法律调控，要求由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制定并颁布的，将其内容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许放弃或滥用。之所以要求法定不可，一是基于昭示社会，使一体遵循，二是设定公权界限，防止公权滥用，有利监督。
三、公权依程序程序行使。公权作为公共利益的体现和保障，对私利有极大的影响力，为此，立法除了规定其内容之外，还要规定其行使的程序，将抽象的公权具体化，现实化，通过规定步骤、手续、时限、效果等程序以规范公权的行使，将公益落到实处，防范失控的公权成为脱缰的野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