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教授们课堂上的错误言论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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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大陈瑞华教授在课堂上对自考生的批评被人在网上发表以后，引来了诸多的反批评。这似乎给了那些整日悠游于书斋中的学者教授们一记棒喝，“说话要小心了，即使你是在课堂上。”但是事实上很多人都很清楚，问题远没那么严重。讲堂，尤其是大学讲堂，进而是 北大的讲堂，已经不是在讨论1 1=2这样的问题，教师在此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或者是错误的言论，有没有必要闹到全社会去“声讨”？让我们听听同为教师的何兵先生的看法。

　　北大陈瑞华教授因为在课堂上对自考生发表不妥的言论，激起了自考生的义愤，并招致了激烈的抨击。对于此事，我颇有一些意见，但一直隐忍未发。原因在于，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自学考试的学生，我认为，陈教授的言论确实有所不妥。另一方面，作为曾经听过陈瑞华教授讲座的人，我不愿意公开地对尊敬的陈瑞华教授进行指责，我信奉的原则是，无论是朋友之间还是师生之间，不能落井下石。几天前，在《新京报》上，我读到了旅美学者薛涌的文章，要求陈教授必须向社会公开他的讲话全文。对此，我颇不以为然。我认为，薛先生太过分了。他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原则问题，这就是对教师们教学自由的保护和师生之间伦理关系的建设。

　　讨论问题前提是明确事实。本起纠纷的核心问题是，自考生的素质是不是差？我认为确实差，在这个问题上，陈教授并没有错误。我知道，这样的判断传出去以后，很可能引火上身，但作为一个学者，我不能因为畏惧社会公开的指责，就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话。我愿意以自己的例子，来证实自己的判断。

　　我在考入北大读研究生之前，从未进过任何法律学堂，从未听过任何法学教授讲课，我曾经参加自学考试。我是凭着自己勤奋和一些聪明才智，考入北大法学院的。那一年，我报考的专业仅录取了一名学生，那就是我。但我的素质如何呢？承认自己的不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我必须承认，相对于那些从北大考上的同学而言，我的素质不仅差，而且很差！我举两个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开学的第一学期，尊敬的王以真教授为我们开设外国刑事诉讼法课程，用的是外文原版教材。外文原版对我而言，简直是天书。作为一名勤奋的学生，我天真地想，我如果将所有陌生的外文单词查个遍，应当能够看懂了吧？然而事实是，当我将所有的单词查遍以后，教材仍然像天书！为了提升英语听力，我每天将耳机挂在耳朵上，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忽然大致听明白一段美国之音的新闻，我很兴奋地告诉一个北大本科考上来的同学。他说，你进步不错啊，我来听听。他将耳机拿过去听了一会。结果，他不仅听懂了所有细节，而且用纯正的英语将广播内容完整地复述出来！我当时惊其为天人。就外语素质而言，我与北大毕业的这位同学之间何止有天壤之别！

　　就专业课而言，因为没有老师指引，因为没有资料可看，我所有的法律知识不过是几本教材，我将它们几乎看烂了。我当时的法律功底，仅限于几本教科书。法科学生几乎必读的《论法的精神》、《论美国的民主》，我不仅没有读过，而且没有听说过！我的法学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一般而言，就外语知识、法律根基而言，自考生比起北大本科毕业的学生，确实相差不少----当然也有例外。就这一点，陈瑞华教授的评论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自考生们不勤奋，更不是因为他们不智慧，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良师导引，他们的不足，不是他们的错！我还要客观地说，通过自学考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考生们有一颗自强不息的心，他们有一股拼命的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勤奋和汗水向社会证明，他们愿意并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着杰出贡献的人！因此，北大的老师应当善待他们，应当给他们机会。北大不能有本位主义，北大是天下人的北大，而不是北大本科生的北大。北大的成功在于他的宽容，在于他的兼容并包。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陈瑞华教授错了，陈教授应当宽容并富有同情心地对待他们。陈教授完全有权利在课堂上公开地、善意地指出自考生们的不足，并要求他们弥补。三年以后，如果他们确实无可救药，也完全可以淘汰他们。陈教授的错误在于，他将现行研究生招考制度和教学制度的一些弊端，归责于自考生。他的言论确实偏颇了，过激了。激情之下，他说了一些有伤自考生感情的话。但重要的问题是，社会应当如何对待教授们在课堂上发表的不妥，乃至完全错误的言论？这才是本起事件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涉及到教师教学自由的保护，涉及到师生伦理关系的建设。

　　据我所知，在北大法学院诸多名师之中，陈瑞华教授是杰出的一位。他是一位勤奋并学所有成的学者，他是一位负责的教师，他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历年北大法学院学生投票选举十佳老师时，陈教授总是高居榜首。对于这样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因为一时失误发表了错误的言论，社会应该不依不饶，穷追猛打，置之死地而后快吗？陈教授必须将他在课堂上发表的言论全文公布于众吗？绝对不应该！这不仅是因为一个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宽容社会，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护教授们的教学自由。没有宽容的教学环境，不可能有高品质的高等教学，最终受害的不仅是教师，而且是学生，是社会。

　　一个优秀的老师，不可能照本宣科。正常情况下，在上课之前，他应当有一个充分的准备过程，有一个基本的思路。他在课堂上不仅要传授基本的知识，而且要即兴发挥，并偶而对社会现象做出评论。教学不是机械劳动，它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这期间，不仅有经典知识的重述，而且必定有思想火花的闪烁。既然是创作，就必定有失误，因为教师不是圣人。禁止失误，等于扼杀创作。因此，对于教师以及其他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们，社会必须宽容地对待他们的失误。这不是说，一个教师，有胡言乱语的特权，也不是说，教师有拒绝承担责任的特权，而是说，为了保障教学自由，必须给教师一定的自由空间----自由产生智慧。陈教授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向社会公开道歉。我们还能要求陈教授什么？

　　薛涌先生要求陈瑞华教授必须公布讲话全文。我想请问薛涌先生，公布全文，对社会究竟有什么好处？如果陈教授确实还有更为不妥的言论，公布出来，不过是对自考生和陈教授的再一次伤害，这对社会有什么意义？伤痕既已形成，就让它慢慢愈合，而不是在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莫非我们要求陈教授再道歉一次么？莫非我们要求他赔偿精神损害么？真诚的道歉一次已足，不能将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偶尔对立关系，等同于国家之间的战争道歉问题。以和为贵，这是我们必须坚守的社会准则。

　　本起事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讨论，这就是师生之间伦理关系的建设。现代社会当然不再奉行“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理念，但必须承认，师生关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关系，教师须要爱护学生，学生也应当爱护教师，他们之间具有类似于亲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关系的建立，离不开相互容隐，我们的先人将其总结为“亲亲相隐”。即对于亲友所发生的错误，通常不将其公之于众，不能大义灭亲，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妥善解决。薛涌先生，我相信你的父母、你的朋友、你的教师包括你个人，都曾在公开或私人的场合发表过许多不妥乃至完全错误的言论，你认为，你必须将他们全部公之于众吗？如果将所有的内容公之于众，在这个社会上，你还能生存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基本道理，我想你应该而且必须懂得。

　　作为一名教师，陈瑞华教授事件发生后，我确实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我不仅曾经而且以后一定会在课堂上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胡言乱语的人，而是因为我不是圣人！如果我的学生将我的所有错误言论总结上网，也许我将无地自容。我深为感谢我的学生，对于我的确误，他们总是很友善地在课间或课下向我指出。我也曾数次当堂或第二次上课时，公开纠正自己的错误并致歉。当我感到，课堂下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不仅充满着求知欲，而且充满着爱意，我会信心十足，并因为感念他们而更加努力工作来回报他们。相反，如果堂下总是有数百双警惕的眼睛，时刻准备着总结并公布我的错误言行，我将心惊胆战、心灰意冷。我可能的选择是，要么照本宣科，要么挂冠而逃。我在此寄言我的学生，对于我将来必然可能发表的不妥和错误言论，我真心地欢迎大家一如既往地在课上或课下公开指责，如果你们实在气不愤，在网络上公开声讨，我也完全会向陈瑞华教授那样，公开致歉。但如果有人要求我将错误的言论全文公布，我会断然拒绝，因为我信奉“士可杀，不可辱。”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