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恩格斯质疑律师实行国家化说起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1:4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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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前，我读了弗.恩格斯的关于《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批判》。这才知道，律师是否应当实行国家化并不是新问题，而是一个老问题，是一个已经有100多年的老问题了。

　　1891年6月18日，理.费舍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随函寄给了恩格斯《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29日，经过10天的研究，恩格斯写信给考茨基，对该纲领提出了“详细的分析批判”。在这些内容中，针对“免费的诉讼程序和免费给以司法上的帮助”和“医疗和医药免费”，恩格斯指出：“这里我希望你们注意这样一点：这两条要求对1、律师，2、医师，3，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家化”，“而这又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一点相一致？”。由于资料匮乏，无法考证最终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但是，从该文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律师实行国家化提出了质疑，或者说，恩格斯认为，如果坚持“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那么，律师、医生等就不应当实行国家化。

　　有意思的是，在近百年之后，我国律师实行了国家化。80年代初期，我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当时，律师被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由国家核定编制数量、由国家拨发开支经费、由国家评定级别薪酬，由国家管理业务开展。可以说，国家化就是将本属于“市民社会”的律师转化为国家的工具。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原则的国度和体制下，如果当时我们了解到恩格斯质疑律师国家化的思想之后，我们还会把律师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吗？我们还会实行律师国家化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不曾有任何人提出恩格斯的这一质疑，并作为界定律师和制定律师管理政策的理论参考依据。

　　可喜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律师迎来了历史机遇。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毅然决然地使律师从国家化走向了非国家化。律师摘掉了“乌纱帽”，成为了社会法律工作者。对于这一点，我们由衷地感谢当时的司法部部长和众多律师。现在想起来，如果没有他们的决心和勇气，律师事业的发展将仍在原地徘徊。

　　遗憾的是，为了避免争论，当时我们并没有提出律师实行非国家化的理论，也未清理律师实行国家化的思想。主张律师实行国家化的思想如同一个尚未痊愈的病灶，还会复发，还会变异。可以说，过去律师的国家化主要表现在所有权、分配制度等方面，那么在律师体制已经发生巨大变革的今天，律师的国家化则主要表现在思想、精神、意识方面。所谓律师的本质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的观点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马克思曾经指出：“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恩格斯在也指出：“社会创立一个机关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 马克思还说：“公职活动是国家官吏的义务和天职。”显然，维护法律的实施是国家的职责，同时，国家官员拥有“义务和天职”维护法律的实施。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和法学的ABC。如果律师的本质是“维护法律的实施”，那么，律师不就担负起了国家的职责？律师不就成“国家官吏”了吗？这样，律师显然又转向了国家化。尽管这种转化并不是所有制、分配制度上的转化，但是，这是思想上、精神上的转化。对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话，这些主张律师国家化的同志是否应当修正下自己的看法？这也说明，虽然律师的身躯已经“市民化”，但是，律师的头脑还会残留“国家化”。如果说，90年代中期，我们铲除了律师实行国家化的物质基础，那么今天，我们还应当继续铲除律师实行国家化的思想基础。

　　恩格斯的质疑，使我们对律师的国家化问题有了新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律师的论述有很多，而且很精辟，至今对我们都有指导和借鉴作用。我举几个例证。

　　恩格斯在评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发展时中指出，社会主义在德国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接着，恩格斯又说：“我们在各种人当中，在商人、在厂主、律师、官吏、军官、医生、编辑、土地承租人等等当中都有我们的支持者。”显然，众多的律师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

　　恩格斯还在评论英国状况和英国宪法时指出：“因为法律中的混乱和含糊之处非常之多，高明的律师随时都能找到有利于被告的漏洞。” “在这里律师就是一切；谁对这一堆乱七八遭矛盾百出的法律杂烩确实花费了足够的时间，谁在英国法庭上就是全能”。可见，律师取胜在于花“足够的时间”，找到法律的“漏洞”。

　　马克思在谈到竞选时说：律师“他们当然完全有合法的权利得到报酬，总不能要求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去白干一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还说，“在这里，被支付报酬的是服务本身，而就服务的性质来说，其结果是不能由提供服务的人保证的”。马克思还尖锐地批评那种认为“律师只有把官司打赢，才能得到报酬”的说法，是“胡说八道”。这里，马克思指明了律师收费的基础和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对律师的这些诠释不仅来源于他博学精深的理性认知，而且，来源于他对律师丰富的感性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与诸多律师共同为社会主义运动奋斗。1848年，由三个民主组织发起了《莱茵省第一届民主主义者大会》。这三个组织的代表中就有两位律师，一是与马克思共同代表民主协会的律师施奈德尔，另一位是代表工人业主联合会的律师海德曼.贝克尔。而马克思担任副主席的民主协会的领导层中，至少就有三位律师，他们是两位主席律?若特兰和迈因茨以及协会秘书阿.皮卡尔。

　　在这期间，马克思还不得不与恩格斯等人一起到法院出庭，回答对他们诽谤罪的指控。当时马克思辩护律师就是与他在民主协会共事的施奈德尔。马克思曾专门写过一篇题为《一件诉讼案》的长文，记载了他在1860年起诉《国民报》编辑察贝尔博士对他进行侮辱的详尽的过程。尽管马克思和他的律师维贝尔先生经历了刑事、民事，一审、二审，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仍以法院在“本案中没有这种错误”为由，驳回了马克思的起诉。马克思愤慨地说：法官“没有反驳我的辩护人所阐明的法律理由，他没有讨论它，他甚至没有提到它”，“没有！这个词儿的证明力仅仅依靠了权威，即依靠说这个词儿的人的等级地位。”令人感叹和寻味的是，马克思以及他的律师当年的遭遇与我国律师今天的境域竟如此相似。

　　实践出真知。与诸多律师共事和多次聘请律师的经历，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律师有了直接、全面和深度的了解。我想，我们的领导尤其是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如果都能象马克思、恩格斯那样有过与律师共事或聘请律师的经历，哪怕就一次，那么，他们对律师的认识必定会有崭新的升华。

　　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不应当事事都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答案。同时，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在我国包括律师界也并不一定适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尤其是司法行政机关的领导，在口头上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在行动上起码就应当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而且，还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律师的论述。但是，我们的头脑中是否“下载”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关于律师的论述？而在我们的思想“库存”中又有多少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对马克思的思想都缺乏必要的了解，仅仅是通过“复制”、“转发”上级精神、文件和领导讲话来坚持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所说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将会变为空洞的废话。

　　让我们在阅读上级文件的时候，也抽些时间学点马列，将我们律师的理论研究工作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