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宪政创造条件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5:3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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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宪政创造条件

——在“公民宪法权利司法保护研讨会”上的发言

　　首先，能够参加这次会议，与这么多专家、同行学习、交流，感到很荣幸，也很高兴，既受宠若惊，又战战兢兢。

　　我曾经有过13年专职律师的执业经历，目前回到学校教书，所以，我今天的发言是三种身份、三种心情。

　　第一种是百姓身份，从这个身份出发，似乎是通过比较形式化的选举权感受宪法的存在。第二种身份是律师身份，通过十几年的律师执业经历，一点一滴地感受着社会的进步，感受着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步觉醒和民主意识的逐步增强。我们这次会议所提到的齐玉苓案件和德衡所代理的三名考生状告教育部的案件就是一个说明。应该承认，这里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离法治、离宪政的目标还很遥远。作为律师的一分子，我一直在为缩短这个目标而努力着。第三个身份是科研工作者，作为法学科研工作者有责任思考一些问题，推进实现宪政的进程。这三种身份的感受和认识是交织在一起的。

　　作为法学科研工作者，我不是搞宪法研究的，接到邀请函后才开始认真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就这个案而言，由于现行法律规定和现行观念等很多原因，恐怕很难就事论事，必须引申思考一些问题。我的思考分为三个层次：即宪政实现的基本条件、中国宪法非讼化的原因、我们能够或者应该做些什么。

　　中国宪法非讼化的原因很多，如前苏联模式及其宪法意识的影响，中国人的宪法观念，如很多人把宪法与政党的章程或者政党在某一时期的纲领混同，提到宪法，往往把它看成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还有中国社会民众的民主权利意识和公民宪法权利意识还没有普及。而这些都是宪法适用的社会基础，可以说，宪法的司法适用是社会民主化和公民宪法权利意识普及化的产物。现在，有很多人认为，中国实现宪政的突破口可能是建立宪法诉讼制度。那么，中国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中国社会整体的民主意识提高和公民宪法权利意识觉醒只是80年代以后，严格的说，只是90年代以后甚至只是近几年的事。显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社会还未形成促使宪法诉讼制度出现的社会条件，所以，目前进行制度设计是很困难的，当然，首先，理论上需要研究，不过，就是理论上研究出来了，实践起来也很困难。

　　在中国实现宪政、进行宪法司法适用的制度建设，还需要创造基本的社会条件，如通过建立和实行市场经济达到权利主体的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民主化、法治化的政治制度以及形成多元化的文化环境等等。在中国的现实状况下，还有执政党的建设和改革问题。我们的执政党已经做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姿态或者叫具有了这样的胸怀，但是，我们还缺乏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相应法律机制和行为模式。关于民众意识的提高，说到底，是确立民众法律信仰和宪政信仰的过程，所以，民众的宪政意识的形成才是宪政最为基本的条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曾经写了一篇题为《百姓宪政》的短文，文中我表达了这样想法——“宪政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确立法律信仰和宪法信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权利意识已经觉醒，法治已经成为百姓的向往和奋斗目标而不只是法学家的论题和政治家的名词；宪政已经成为百姓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仁人志士的追求。2001年齐玉苓状告滕州教委等侵犯教育权案件和德衡所代理的山东三名考生状告教育部的案件在中国的宪政史上也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追求权利、崇尚法治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成为一般公民社会行为一部分的时候，宪政还会遥远吗？在这方面，也许公民的意识已经超越了法律的现行规定，这种超越正体现出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而这不正是实现法治所需要的基础吗？不正是实现宪政的社会基础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为筑这个基础而努力。

　　正象这次会议议题界定的那样——“公民宪法权利司法保护”，作为法学科研工作者和律师，就是要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研究在基础上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研究，以促进宪政基本条件的早日成熟。这样，律师这个职业和律师业务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我们的律师有一定的理论研究能力，又有充分的实践机会，所以，当我从媒体上看到这些案件时，更希望它们是律师策划的。也就是说，律师应该有意识的去策划一些这样的案件，不必在意是否会有“炒做”之嫌。因为这些案件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是巨大的。

　　因此，我认为，对于如何进行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保护问题，目前来说，结论或者个案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个案、通过律师对个案的代理，就象山东德衡所代理的这个案件，它引起了如此持久、如此广泛、如此规模的讨论，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案件和案件结果本身。这实际上就是在为实现宪政、为实现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保护创造着最基础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