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之:不实的律师伪证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6: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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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伪证”，近年形成热门话题。读《检察日报》1月8日所载“凌霄松律师伪证案”，颇有感触，不禁想起几年前写下的一段文字，题为《南下办案有感实录》发表。所感何事，感从何来呢?请摘其要——

　　“某贪污案。我于上诉审收案后南下调查，取得的证据表明：控方的查证工作在一些重要环节上未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进行，对个别证人甚至采用了扣押取证的办法。一审对重要证据未予查核，审理极其草率。我将所得证据全部呈交法庭，由是介入诉讼活动。

　　“二审公开审理。合议庭认真查核了案中证据，就证言作了质证。舒、胡、罗、龚四人的证言与被告人的辩解互相一致，有根据地推倒了起诉书的指控。然而司法实践总在提醒人们：事态的发展会越出常规——

　　法庭辩论刚刚开始，公诉机关就有人驱车从法院传走了庭上作证的证人。罗、龚二人被带到检察院后，即被告知他们的庭上证言构成“伪证、包庇”，如不按检方要求修改，将依刑诉法拘留。怎么回事?是庭外支持公诉么?于法无据，更何况庭上正在辩论已有检察官反复陈词支持公诉。是‘实施法律监督’么?可是，法庭查证质证时，控方不能举出其‘伪’；作证甫毕，却在庭外用强制手段要胁证人作伪，这不是干扰审判么?如此怪事，令人惊诧!

　　“控方的‘拘留’威胁因证人的抵制而未能实施，询问于深夜休止。检方人员(姑隐真名)提出约法四章，明示不准“再找法院、律师”。不料罗，龚都不践“约”，将上述被逼种种报告法院，跟着向我们律师作了通报，尔后又分别写出材料历陈经过。”

　　我幸未涉嫌“伪证”，得免一灾；可是，尽管我按照规定依据程序向有关机关发了建议，作了反映，案中的妨害司法问题不幸终未解决。不过从此我悟出了一条：证言一有变化，就给辩护律师铆上钢帽，指为“伪证”，往往另有文章，甚至还有背景，未见得都靠得住，切莫轻信。

　　凌霄松律师“伪证案”，不曾亲历，由《检察日报》发表的《安徽首例律师作伪证被判有罪纪实》(以下称，《纪实》)文中得知，业经终审认定罪名成立，将一审判处的拘役6个月改为免予刑事处罚。文章披露的定罪情节与证据主要是：凌霄松律师为何敏平案辩护，举出24份证言证明何无罪，使审理发生了控方始料不及的曲折。“公诉人建议法庭延期审理”(自此以下，引文均见《纪实》)，在“补充侦查”中查知凌律师通过“篡改加引诱”(此五字是《纪实》一文小标题)，使这些证人都在凌的示意下说了假话”，伪证罪于是构成。

　　但略加辨析，便见“实”中有虚，深感“伪证”的罪名难以成立。

　　先辨概既念。按《纪实》，涉罪的最主要概念是“示意”。何谓“示意“?示，有明、暗之别；意，有此、彼之分。明示依靠言辞可以“达意”，暗示往往凭借情态(有时也用言辞)引人“会意”，在整个“示”的过程中，示者与受者双方的主观因素都可能发生作用，或者会赋予“意”不尽相同的内容，因而用在这里易生歧义。倘据之以定罪又不能说明与坐实，不能断定哪句言辞或哪个情态、哪

　　一动作足以产生使人“说假”的效果，则根本不具有说服力。《纪实》中的问题正在这里。基本概念出了毛病，与之相关的论点还怎么能站得住呢?

　　再析论据。《纪实》举有两大论据，二者都有漏洞，又各有矛盾。

　　先讲第一个。证人卢某，再次接受检方询问时揭露：5月2日，凌律师问我，“这几年师专(按：涉嫌贪污的何敏平是师专业务人员)与你发生的业务有多少?我回答说，近几年有10万左右。我答话时另一个男的在记。我听凌律师告诉记录的人，‘是1998、1999年’，一连说了两次。问话结束，我看笔录，果然记成了1998、1999年我与师专的往来有10万左右，当时我也没在意，就签了字。”

　　作为论据，这段证词中有两个相关的问题犹待证明。

　　其一是凌让记录人篡改证言、编造笔录这个情节由何证实?何以不见记录人的旁证?我决不怀疑，如有记录人的旁证与卢证互相一致，《纪实》一定不会省却这至关紧要的一笔!人们会说，卢证作为论据，没有理由否定它的作用与效力。我说有理由，《纪实》交代的卢某作证的曲折过程便足可证明。先是，《纪实》写道：“卢某实在为难了。话说错了(请注意：不是记录记错了)不好改口，更何况何敏平过去给过她(指卢某)生意上的支持，现在人家落难了，怎能不帮一把?”后来，待到5月23日检方“补充侦查”时，卢某“面对办案人员出示的证据”，又说：“1998、1999年，绝对不是我嘴里讲的，是律师加上去的，我当时根本不知道1998、1999年意味着什么。”

　　卢某的先后两段证言，头一段说明：1998、1999年与师专何敏平的业务往来有10万元左右这句话确实说了，“说错了”可证。还证明：“不好改口”云云分明是本人的心态，可见并不存在客观上的有人“篡改或诱导”。又说明：先头的“说”与后来的“改口”犯难，根子都在要报恩，不忍见何“落难”，要“帮一把”，这与律师“诱”他改变证言毫无关系。特别是，这同他在后一段证言里表述的“根本不知道1998、1999年意味着什么极不协调，而且互相矛盾。这样的论据，怎么会起到支持论点的作用呢?

　　诚然，《纪实》作者别有看法。为了证明卢某后一段证言中上述的断语可信，另举了一条证据线索，即如文中所讲：卢某面对检方的证据，“慌了。要找到凌律师。好不容易得到凌的手机号，就随手撕了张纸条，记下了……。”随后“办案人员果然在卢某家里找到了这张纸条”。

　　这样的证据线索要证明什么呢?一张只有手机号码的纸条，怎么会证明手机持有者与人通话时让人“伪证”呢?见证就心慌，要找律师，是讨主意应对呢，还是另有意图?至于文中所说“办案人员(对卢)出示的证据”究竟是什么，没有明示其内容，未便猜测，暂不评说了。不过，理应一问的是：《纪实》所谓“办案人员在卢家里找到纸条”一节，不知指的是哪方人员?公安还是检察?办的又是什么案子?贪污还是伪证?须知在管辖问题上检察与公安有着法定的规范，不得有违，更何况卢在案中仅是证人，凭什么对证人采用搜查或者抄家之类的强制性非法手段?我们必须坚持：用非法程序不法手段弄来的材料作为有罪证据加之于人，法律不容，即使仅是一张小纸条!

　　以上是围绕卢某证词中的第一个问题所作的质疑与辨析。

　　其二关于笔录。首先一个问题是：既然凌律师意图在时间概念上做文章，

　　他为什么没在问话中把近几年直接说成“1998、1999年”，又何必留下一个难以自解的“结”?笔录中到底是怎么记载的?《纪实》作者看到了“笔录”，何不据实援引?是的，《纪实》提到了笔录，但所引的内容却是——

　　“凌对何敏平说：‘你对自己要有信心’，‘有人帮你证明’，‘水电工王某0．4万元，孙某0．3万元，杨某0．35万元，张某0．32万元，……粗算一下有40万的样子，数字就对上了。’”《纪实》说：“这些就是凌在法庭上提出的‘费用支出’的证据。”

　　这段笔录，不见篡改或者诱导，没有回答《纪实》提示的“伪证”问题。律师让被告人对该案“有信心”，告知某些事“有人证明”，这种说法，做法人们可以持有异议，但它与“伪证”并不搭界应无疑义。

　　总而言之，第一个论据极不充分，不足以支持“伪证”成立的论点，起不到论据应有的作用。

　　再看《纪实》所举的第二个论据。

　　证人戎某讲：凌找他“补开”了三万元的收据，要他“把日期提前到1999年，这样对何敏平有利。我就把日期由2000年1月改为1999年12月24日”

　　我们的问题是：第一，“补开”收据说明何支出3万元是事实。支出的款，因移动了支出的时间，就断为“贪污”，如无其他证据说明，极难认定。证言中的“这样对何敏平有利”的说法有“诱导”之嫌，竟能得到戎某的默许也令人不解。他为什么会接受“诱导”做对何有利的事，缘由何在呢?不能实指，自然缺乏证明力。第二，据知凌在何案中提交法庭的书证有50余份之多，属于2000年的不止一件，并不修改为1999年，为何要在这一份上作伪?何无充分的材料说明?第三，戎某的这份证言可曾质证?法官是否当庭作了认证?结论是什么?凡此《纪要》统统未作反映。仅凭一面之词断人以罪，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总之，这第二个论据也不能支持“伪证”成立的论点。

　　辨析至此，还有一问要发。据《纪实》，“凌律师抛出24个证人”。文章也正是围绕“24个证人是如何出笼的”举的论据。但通观全篇，却只有上述两个证人“出笼”，其他的22人，则概括为“另外一些”，他们“都在凌的示意下说了假话”。试问这“另外一些”究竟是几人?控方当庭最终仅提交了5个人的证言，其余的呢?他们是否都承认说了假话?承认的内容是否一致或一样，因而可以用“都说了”予以概括?《纪实》行文用的是模糊概念，不知是否与判词的断语互相一致?须知用模糊词语判人以罪是不能成立的。

　　?ケ嫖黾缺希?已有结论，是：根据《纪实》的实录，恰恰不能证明凌律师的“伪证”罪名能够成立。由此可以得出一条深切的教训：证据问题上源于主观臆断的失误，无疑会影响判断的正确性，从而使司法公正失去一个重要基础。而克服之道则只能依靠建立与实施科学的、全面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规则，特别是采证规则，别无它途。与此相适应，《律师法》对于律师在诉讼中的证据运用规则，特别是取证规则，似也应有专章规范，在再次修订《律师法》时予以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