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最倒霉的人”倒了什么“霉”

文章作者 100test 发表时间 2008:04:09 15: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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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最倒霉的人”倒了什么“霉”
——析购买假文凭是否构成犯罪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８日央视今日说法栏目《说法周刊》中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河北一女子想在北京找份好工作，便找一假证贩子购买了一张假文凭和一张假北京市户口的身份证，近日被北京某法院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共犯而判处有期徒刑１０个月。此女子并因此被央视主持人称之为“本周最倒霉的人”。

的确，该女子应算是最倒霉的人，然而笔者在这里称她为最倒霉的人，并非是央视节目中主持人从法律胜利意义上所称，而是从法律遗憾意义上所称的“倒霉”。因为她的买假行为不应受到刑法规范的评价，而是一起错误的判决使她将遭受十个月牢狱之灾。相信此事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将会是一件最倒霉的事。

让我们来考察刑法是怎样将伪造、贩卖伪造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的行为纳入刑法规范中来的。１９９７年新刑法制定之时，仅在第二百八十条第二、三款规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条文并未将伪造、贩卖伪造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的行为明确纳入刑法规范中来。

我国新刑法奉行的罪刑法定原则决定了犯罪不仅是一种反社会的危害行为，而且还必须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对一行为予以刑罚惩处，将可能导致刑罚权的恣意行使。

为依法惩处伪造、贩卖伪造高等院校学历、学位证明的犯罪活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曾于２００１年６月颁发了相关司法解释，指出对于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学历、学位证明的行为，应当依照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定罪处罚；对于明知是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学历、学位证明而贩卖的行为，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共犯论。这是刑法惩治此类制假学历、贩假学历的法律依据所在。

然而，我们并不能找到惩处这位倒霉女子的依据。因为该女子为自用、在明知是伪造印章制作而成的假学历情况下实施的购买行为，显然非司法解释所指的贩卖行为。刑法意义上的贩卖行为是指为销售而非法收购，或者明知是禁品而非法销售的行为。如果将自用而买的行为理解为贩卖行为，就违背了这一原则，直接后果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所保障的公民避免遭受刑罚意外打击的初衷。

在本案中，法官并不是将该女子的购买行为理解为贩卖行为而对其施以刑罚，而是认为该女子购买假学历的企图，是利诱制假贩子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假学历的教唆行为，从而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对其进行刑事惩罚。

笔者认为这一理由也不应成立：本案中制假、买假的对应行为，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对向犯，且属于非彼此俱罪、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对此类对向犯是不能以另一方行为作为任意的共犯（教唆犯或帮助犯）进行处罚。立法者在规定对向犯时，当然预料到了对方的行为，既然立法者不设规定处罚对方行为，就表明立法者认为对方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如果将对方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论处，则不符合立法者意图。

立法者在规定贩卖毒品罪、贩卖淫秽物品罪时，当然想到了有购买毒品、淫秽物品行为，立法者没有规定要处罚这种行为，就说明立法者认为这种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这在国外的刑事审判实践中已成惯例，忠实于立法原意，这是刑事司法适用中法官所必须遵循的一条准则。

虽然近年来有学者建议将上述购买行为纳入对向犯的共犯处罚，但他们都无一不对处罚的条件予以了严格的界定，即购买者必须实施了积极并执拗地进行请求购买的活动，使得贩卖者产生了贩卖的意思，此时他这一行为已不能被刑法预先设定的定型的犯罪构成所包含，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教唆犯成立。

众所周知，私自张贴制假证、贩假证的广告早已遍布大街小巷，成为城市肌肤上的一道道“疮疤”，相信每一位公民只要按照“疮疤”上留下的电话与假证贩们联系一下，这些早就想通过“疮疤”广告积极开展业务的假证贩们一定是满口应允，根本无需你去执拗地请求。所以，该女子的购买行为根本就不是贩卖者产生贩卖意思的来源，而是该女子受假证贩们的“疮疤”广告诱使产生购买假证意图。

这位河北女子，在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今天因法官违背这一原则而获罪，将其称之为“本周最倒霉的人”亦在情理之中。

——《法律服务时报》2002年10月11日　第40期　第12版“坐拥法律”